書籍資訊
【書名】反穀：穀物是食糧還是政權工具？人類為農耕社會付出何種代價？一個政治人類學家對國家形成的反思
【原書名】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09) 【作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1936-2024）｜美國人｜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
【譯者】翁德明 【出版資訊】台北：麥田出版社，2019年6月

在介紹這本書之前，我們先來談談書名的含義。本書的英文原標題 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直譯為 「反穀：一部原初國家的深歷史」。不得不說，「反穀」這個譯名確實相當巧妙，因為Against the Grain在英語中，除了字面上的「反對穀物」，還帶有「與常規或主流觀點相悖」的涵義，這與中文諧音「反骨」非常類似。但副標題就顯得有點不知所云，反而讓讀者錯失了本書很多重要的訊息。

英文副標題所提到的 Deep History（深歷史），是一個人類學與歷史學的專有名詞，指的是超越傳統「史前史」（prehistory）的視角，從更長遠的時間軸來理解智人（Homo sapiens）的發展歷史。 ² 傳統歷史學往往以文字記錄為核心，將沒有文字的時代劃分為「史前」，但深歷史則關注考古發現、環境遺跡，甚至透過語言學與遺傳學，來補充我們對無文字社群的認識。斯科特正是站在這樣的視角，試圖重構歷史敘事，讓那些沒有國家、沒有文字的族群也能被看見。進一步來看，「最早期的國家」（the Earliest States）指的是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最早形成城邦的農業國家，而斯科特要探討的，正是「穀物的馴化與種植」如何與「國家的誕生」相互交織。相對地，那些不願形成定居農業的「反穀男孩們」，或者稱之為「無國家者」（non-state peoples），他們是歷史上失聲的大多數，掌握文字的國家機器將他們蔑稱為「蠻族」（barbarians），認為他們道德低下、欠缺文明教化。

斯科特寫作本書正是要為這些人辯白——他指出，這些無國家者並非因為無知而無法進入國家體系，反而是因為清楚意識到國家的危害，因此千百年來自願選擇遠離國家、保持靈活的生存方式。然而，現代人之所以普遍認為「國家優於非國家」、「農業優於狩獵採集」、「定居優於游牧」，正是因為我們對於「穀物—農業—國家—文明」這條發展線索抱持著太多錯誤的認知。本書的核心目的，便是試圖顛覆這種「文明優越論」，讓我們重新審視歷史上那些「拒絕國家」的人。

穀物所帶來的枷鎖

過去在描述歷史時，人們習慣使用「農業革命」、「城市革命」等詞彙，來建立一種線性史觀，將歷史發展視為一套具有因果關係的連續過程：人類進入新石器時代後，開始種植穀物，於是定居；定居促成畜牧；畜牧帶來人口聚集；人口聚集孕育城市；城市誕生國家，隨之出現文字，最終建立文明。這種「進步革命」的敘事，就像在玩世紀帝國或文明帝國時，按一個按鈕就能進行「時代升級」一樣，只要條件達成，就會進入到一個新的時代，所有東西瞬間就會翻新。

當二十世紀以後的人類學家，開始關注更加多元的考古遺跡，便發覺人類的歷史遠比想像中的還要來得曲折。過去學者以為，人類發現該如何種植穀物之後，自然就會選擇定居、選擇農業這種「更好的生活」。但美索不達米亞考古地層顯示，所謂的「農業革命」是從公元前一萬年持續到前六千年的漫長過程；並且在農業革命兩千多年後──直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才出現了世界上第一座真正意義上的城市──烏魯克（Uruk）。在這個過程中，文明時常進進退退的，很多族群似乎曾經掌握了某些農業技術，但又放棄，曾經形成定居的聚落，但過不久又回到狩獵採集的生活中。為什麼人們要放棄農業定居的生活？儲存穀物、豢養牲畜以備不時之需，不用每天餐風露宿地狩獵，這樣的生活難道不香嗎？

考古學家比較古代定居者與無國家者的生活條件後，驚訝地發現，人群一旦從狩獵、採集、漁獵、游牧轉向定居農業，生活品質反而全面下降。不僅在早期的國家中是這樣，直到中世紀也還是如此。平均下來，狩獵採集者每天只需工作4-6小時，就能夠獲得充足的食物和生活物資，而且由於食物來源多樣化，考古證據也顯示他們的骨骼、牙齒健康程度優於農民；定居的農民每天則需工作10-12小時，才能完成基本的農務，且主要食物來源是單一澱粉，所以不僅營養不良的情形較為普遍，平均壽命也比較短。再者，單一作物一旦碰到災荒或疫病，很容易就導致農作物全部死光，進而造成大飢荒，因此農民的生活比起獵人而言，其實是更加不穩定跟沒有保障的。此外，在定居社會中，因為人口密集、人畜雜居，幾乎每過一陣子就會爆發大型瘟疫，獵人的社會每個群體最多就只有數十人，根本不會有所謂的「傳染病」。如果再加上國家徵召農民的稅賦和強制勞役，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進到農業社會的人類失去自由、勞動量變大、營養變差、壽命變短、風險變高，怎麼算都不是一樁合算的買賣。

那麼，這場長達數千年的「農業革命」，究竟發生了什麼？斯科特以「馴化」（domestication）一詞來解釋這一過程。一般而言，「馴化」指的是農人與牧人透過選擇培育，使特定植物與動物逐漸符合人類需求，例如提高產量或改善肉質。但斯科特認為， 馴化是人類與土地、與生態系的一種特定權力關係，透過人為改造地景、改變生態位，使其上的動物、植物、包括其上的人類，逐漸適應家居生活的過程。 ³ 科學家發現，被馴化的動物不僅失去野外生存能力，大腦容量也縮小了25%到33%，而且大腦中管理情緒的邊緣系統也變得更加遲鈍，因此家畜的情緒敏感度遠低於野生祖先，這樣才能適應擁擠、高壓的定居生活。⁴ 而人類馴化動植物的過程，其實也是將自我馴化成「社畜」的過程，農民、穀物和家畜，都是「定居農業」這一套權力關係底下的產物。

在農業革命中，並非只有定居者才懂得種植作物與畜養牲畜。許多無國家者也會周遊各地進行刀耕火種與放牧，但他們不受土地束縛，所以這只是他們在狩獵、採集、漁獵等生計方式以外的另一種選擇，他們所種植的作物通常也比農夫來得多樣化。他們也懂農業，但他們不願意被馴化成農民。生活在國家底下的農民，則通常會被政府要求種植「標準化穀物」（如小麥、大麥、燕麥、水稻、玉米），作為國家稅收或貢賦的來源。在此，斯科特特別指出──

穀物和國家之間的關係在於：只有穀物可以作為一個徵稅基礎，因為它看得見、可分割、可估算、可存儲、可運輸並且具備「合理性」。⁵

穀物的種子生長在土地以上就無法隱藏，有固定的收穫期國家就知道何時要來收稅，排列整齊也讓稅吏一眼就能看出今年的收穫如何，甚至發生戰爭時，穀物也方便軍隊「強制收割」。至於像豆類、地瓜、胡蘿蔔、馬鈴薯、芋頭這種生長在地裡、沒有固定收穫期的作物，通常就會受到國家的屏棄，因為它不利於國家「標準化」的掌控，所以從來就沒有聽過，有哪個國家是以徵收地瓜作為主要稅賦來源的。

因此為什麼本書叫做「反穀」，而不是叫做「反農業」，因為穀物與官僚的權力是息息相關的，被馴化的穀物創造出來的人地權力關係，就被稱之為「國家」。

國家即是牢獄，文明即是奴役

直到公元1600年以前，世界上大多數人都沒有生活在國家體系之內。如果我們去看古代的世界地圖，會發現有許多地方是空白的，但那裡並不是沒有生活著人類──智人早在一萬兩千年前就已經遍佈全球了，就連極地、沙漠、雨林、高原，也都有人類的蹤跡──而是沒有國家。但為何我們在描述古代歷史時，總是以國家為主角呢？

因為歷史的建構者，全都是身處在國家當中的知識菁英──近代考古學源於1798年拿破崙入侵埃及，當時遠征隊不僅包括軍事人員，還有許多學者，將大量的埃及文物運回法國，這才誕生了這門專門研究古物與古文字的學科。考古學源自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所以當考古學家回頭去看古代歷史時，便特別關注金字塔、萬里長城、帕德嫩神廟、敦煌石窟這類「宏偉的」歷史遺跡，最好還要有可以帶回博物館展示的大型文物；但散居的狩獵採集者、游牧者則不太可能留下太多這種類型的遺跡，當時的考古學家自然也就把國家當作人類歷史的主流了。

不過最早的國家並不是這麼自然而然就形成的。農業革命之後，仍有數千年的時間，農民與獵人、漁民、牧民的身分是時常轉換的，所謂的「定居」也仍會在一個地方地力耗盡之後就遷移。直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前的「城市革命」，烏魯克的城牆被興建起來，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才算誕生。傳統上，人們認為城市與城牆的建立，是因為定居的居民為了抵禦外敵而產生的；但斯科特認為， 城牆首要的目的是對內控制人口，強迫人們「定居」下來，好讓國家徵召稅賦與勞役，接著才宣稱自己的功能是抵禦外侮。 ⁶ 在現存最古老的大型史詩──《吉爾迦美什史詩》（Epic of Gilgamesh）中，傳說中建立烏魯克城牆的是具有半神人身分的君王吉爾迦美什，他原本是一位暴君，因此天神降下一位住在森林裡的「野蠻人」恩基度（Enkidu）來跟他較量，兩人最終化敵為友。有趣的是，在早期版本的《吉爾迦美什史詩》中，恩基度只是一位普通的牧人，但到了後期的版本──當烏魯克的農業國家體系發展完整之後──他就變成了殘暴的野蠻人，這也就反映了國家在使用城牆在境內「創造農夫」時，也將境外勢力「變成野蠻人」。⁷

《創世記》第10章描述，在大洪水過後，挪亞的曾孫寧錄「 他是歷史上第一個強人。（…）起初，他的王國包括巴比倫、以力、亞甲；這三個地方都在巴比倫地區。他從這裡往亞述方面擴張，建造尼尼微城、利河伯城、迦拉城，以及在尼尼微和迦拉大城之間的利鮮城。 」（創10:8, 10-12，現代中文譯本2019年版）這段經文成書的年代，是以色列人已經輪番被亞述和巴比倫滅國之後，寧錄被描述為亞述和巴比倫地區的王國與大城的建造者，是強權帝王的象徵，有聖經學者因此認為，寧錄就是希伯來版本的吉爾迦美什。接著《創世記》第11章則是講述人們齊心建造巴別塔的故事，這也是另外一個版本的國家起源故事──人們來到巴比倫平原後，定居於此，燒磚砌城來顯揚自己的名聲，因而遭致耶和華的憤怒與懲罰。看來猶太人身為亞述與巴比倫帝國霸權的受害者，也將某些反國家的要素刻進了希伯來聖經中。

當國家出現以後，最初是透過城牆和武力來控制人口，後來國家體系逐步進化，實行戶口調查、中央官制、行省制度等措施，也都是為了加強對資源的榨取。對國家而言，最重要的兩種資源就是物資和人力，物資是透過稅吏收取標準化的穀物來囤積，人力則是透過官僚集團對人民的強制勞役來搾取。雖然所有的勞役都具有半奴役的性質，但如果太過火就會損害農業、激起民變、或者導致人們集體出逃。因此國家只要有足夠實力，就一定會發展成帝國，透過侵略他國、擄掠人口資源來補充人力的缺口，所以國家的發展與奴隸制度也是密不可分的。斯科特指出，雖然「奴役人口」的行為遠比國家更古老，幾乎可視為智人的「原罪」，但只有當國家出現以後，奴役才能發展成大規模的制度。而且，早期國家控制力較弱，奴隸制度的殘酷程度也遠不及後來者。因此，美索不達米亞的奴隸制度不如希臘羅馬殘酷，而後者又遠不及大航海時代的美洲奴隸制度。在美索不達米亞，抓捕俘虜與奴隸是為了要補充人口，所以過了一兩代，奴隸的後代就會融入社會，成為國家臣民，但人口的流失仍舊持續發生。因此， 國家會需要不斷地對外征伐，去掠奪新的人口，才能維持社會所需的強制勞動力，而強制勞動又是維繫國家建設的根本。 ⁸

不過即使奴隸的後代有希望翻身，奴役與掠奪對於奴隸與窮人而言，仍是十分殘酷的。本書就引用了烏爾第三王朝（Ur III Dynasty）的一首讚美詩〈反穀〉，這首詩歌頌了一個沒有奴役與壓迫的烏托邦社會（也就是不存在的社會）：⁹

女奴與女主人平起平坐 奴隸走在主人身邊 孤兒沒有交給富人 寡婦沒有交給有權有勢的人 債主沒有走進別人家裡 他（統治者）收起鞭子以及刺棒 主人沒有毆擊奴隸的頭 女主人沒有賞女奴耳光 他（債主）取消了債務

所以為什麼這本書要叫做反穀？除了我們在文章中一開始講到的「反對穀物」與「反骨」兩重含義以外，這裡又多了一重歷史典故，這個典故赤裸裸地告訴我們──國家即是牢獄，文明即是奴役。

「野蠻人」的能動性

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在《人類大歷史》中，把農業革命稱之為「史上最大的詐欺」（The Biggest Fraud in History）。他認為人類馴化穀物與牲畜的過程，是長達數千年的無意識行動，每一代可能就只是多種幾顆種籽、多餵幾次牛羊，卻慢慢地讓一代代的人與土地綁定，逐步陷入囹圄而不自知。所以農民哪知道自己比獵人還不幸福呢？但斯科特則從更加積極的角度去看待人類的能動性，他主張生活在國家邊緣的狩獵採集者非常了解農民的處境，甚至農民也時常能感受到國家的奴役實在不堪重荷。所以在歷史上許多看似放棄農業、放棄定居的「文明退化」，其實就反映出了人們對於農業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的抵抗。在《創世記》第4章中，亞當的兩個兒子──該隱就是農夫、而亞伯則是牧人，十分有趣的是，當該隱獻上穀物、亞伯獻上羔羊作為祭物時，耶和華看中亞伯的祭物、卻不看中該隱的，這則故事可能就反映出了當時作為游牧民族的以色列人對農業民族的貶低。¹⁰ 在以色列人征伐迦南地時，希伯來聖經也將作為農業民族的迦南人描寫為淫亂的、拜偶像的，反倒是作為游牧民族的以色列人是事奉真神的。

既然在歷史上大部分的時間裡，農民與牧民知道彼此的存在，而國家的壓迫又總是令人難以忍受，因此歷史上國家對人口的控制力，其實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脆弱。每當有瘟疫、戰爭、飢荒等災異發生時，大量的人口就會從國家的戶口本上消失。譬如說，在東漢靈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也就是黃巾之亂開始的那一年──東漢紀錄的人口還有5500萬人，等到公元263年蜀漢滅亡的那一年，魏蜀吳三國相加起來的納稅人口只剩下820萬人，直接在80年內蒸發了八成五的人口。即使是戰火連年、餓莩遍地、瘟疫橫行，也不至於人口下降的速度這麼快。所以這個數字其實只是反映了國家對於人口控制的程度下降了，在三國時代，曹魏要面對西北方的氐羌以及東北的鮮卑、烏丸，蜀漢也數次征伐南邊的南蠻，東吳也要治理揚州的山岳，而在這當中，有不少的「蠻夷」其實都是漢人「化漢為夷」，那些生存不下去的漢人，逃到山裡、草原上，或直接原地放棄農耕、改為游牧、狩獵，自此就變成了雖在國境之內，但不受國家所管轄的「化外之民」。本書將這樣的現象稱之為「後天原始化」（secondary primitivism），而這個現象在歷史上遠比我們所想的還要常見。¹¹

美國東方學家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 1900-1989）在其著名文章〈歷史上的邊境〉（The Frontier in History）一文中指出：歷史上的農業帝國都酷愛建造長城，從中國的滿洲地區、到蒙古利亞、伊朗高原、中東地區、歐洲的多瑙河、萊茵河沿岸、一直到不列顛半島，有一條從太平洋岸一直延伸到大西洋岸的長城遺跡，代表著農業民族與游牧、狩獵採集民族的歷史「邊界」。¹² 可能台灣的漢番土牛界也算是其中一種吧。而這麼多農業帝國都不約而同地如此熱衷於建造邊境長城，除了要抵禦游牧、採集族群的入侵，更重要的其實就是防止境內臣民出逃，「防內不防外」才是這些長城真正的功能。¹³ 但歷史上，幾乎所有帝國的鼎盛時期都難以維持超過百年。一旦中央集權衰落，邊境就形同虛設，隨之而來的農民叛亂或蠻族入侵，首先摧毀的往往是城牆、莊稼與文字紀錄，因為這三者便是帝國拘禁人民的工具。而這還只是國家控制力衰退的結果，當內部混亂或外部衝擊嚴重到無法挽回時，不僅國家會瓦解，甚至整個文明也可能會徹底「崩潰」。

考古學家會找到一堆「失落的古文明」，就代表在歷史上這樣的事情屢見不鮮。印度的哈拉帕文明、希臘的麥尼錫文明、美洲的馬雅文明、建立吳哥窟的高棉帝國，這些文明都曾經有先進的國家機器、官僚系統、文字紀錄。但在一夕之間，居民就消失了，有些遺跡有天災、戰爭的痕跡，但許多宏偉的建築未遭損壞就被拋棄在了叢林、荒漠之中，而且在那之後文字就失傳了，考古學者發現遺跡之前，我們甚至不知道還曾經存在這樣的一個古文明。在傳統的歷史學界中，會把這樣的現象稱之為「文明崩潰」（civilizational collapse），並把之後沒有文字的時代稱之為「黑暗時代」（Dark Age）。但斯科特指出，這些用詞的背後反映出了我們現代人一種先入為主的文明優越感， 所謂的文明崩潰只是人口的重新分配，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人口大量死亡。國家崩解之後，人民就只是各自散去，改採狩獵、游耕、游牧的生活模式；而文字本質上就是稅收、政治的工具，所以當官僚菁英消失，文字自然也就消失了。 ¹⁴

當我們發現在歷史上，人們屢見不鮮地逃離國家、自願成為野蠻人時，那或許我們應該要重新思考，人類的歷史要如何撰寫。《反穀》一書將公元1600年以前的人類歷史稱作「野蠻人的黃金時代」。從全球史的視角，我們是否不該只是關注那些「僥倖」留下文字和遺跡的農業帝國，而是該重新重視那些在歷史上「失聲」的人們，他們曾經過得很好，只是不為人所知。

去年我弟去日本京都旅遊，回來之後，他不斷地跟我讚嘆京都千年古都的名剎古寺，並惋惜台灣的歷史「只有四百年」，留下來的古蹟跟國外相比，也都是小巫見大巫。但我建議他，或許可以「倒過來看歷史」。一萬兩千年前，智人就已經遍佈了地球上除了南極洲以外的所有大陸，任何一片土地都能找到數萬年的人類遺跡，所謂的「千年文明古國」根本就不夠看。而宏偉的歷史遺跡和數千年的文字紀錄，也只是代表著那個國家的祖先受到了更長久的壓迫與奴役。生活在草原、森林裡的人，有誰會自願去建造金字塔、萬里長城和兵馬俑呢？而台灣的原住民，在西洋人、漢人來到之前，自由自在地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數千年，這何嘗不是另外一種黃金時代呢？

對宗教信仰的一切價值重估

如果歷史應該「倒過來看」，那宗教史和我們習以為常的宗教價值觀，是否也都該進行「一切價值重估」（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¹⁵

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幾大世界宗教與哲學體系，皆誕生於農業社會，並在帝國的推崇下發展壯大。對內，它們透過「排除異端、塑造正統」，馴化階級社會下的順民；對外，則以「宣教、教化」之名，將文明與真理強加於「野蠻人」。 世界五大聖哲──佛陀、孔子、蘇格拉底、耶穌、穆罕默德──他們原本可能生於鄉野，但都是命終於大都市；他們本身可能述而不作，但其弟子、門徒們卻用文字固定了他們的言論；並最終由護法、護教的帝王，動用皇權壓制異端，形塑了「正統」的神學。像是希臘哲學之於亞歷山大帝國、儒家之於中華帝國、佛教之於孔雀帝國、基督教之於拜占庭帝國、伊斯蘭教之於阿拉伯帝國。回顧各大宗教、哲學體系興起的故事，背後似乎都能看到某種類似的權力運作的輪迴。正因農業帝國視野的侷限，當人類步入現代乃至後現代時，才會驚愕地發現，宗教為何總是代表保守勢力——推崇上下倫理僵固、階級化、不願挑戰統治權威的政治觀；以及維護家父長權威、歧視婦女與性少數的性別觀。究其根本，這些宗教與哲學信條看似在表面上有差異，但背後大多仍反映著農業帝國時代的價值觀。

開啟現代化思維的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曾說：「知識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帶來後現代思維的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卻說：「權力就是知識」（power is knowledge）。後現代的認識論要求我們，在認識一套知識體系與價值觀時，不僅僅要查驗其本身是否合理，還要進一步探查其背後所蘊含的權力結構為何，甚至還需考察，該知識體系如何透過壓制異見，來形塑自身的「正統性」。如果農業帝國的興衰不該是人類歷史的全貌，那僅靠著官僚、文士、神學家所塑造出來的體系化宗教，也不可能認識人類靈性的全貌。那些無權勢者、無國家者的靈性實踐，便是由各種被主流宗教認為迷信、異端、不入流、野蠻的民間習俗、部落傳統所傳承下來的，就權力角度而言，後者或許才是更加「人性化」的靈性展現。

所以如果我們要對宗教進行的價值重估，首先就是要重新關注在歷史上失聲的族群，他們的靈性之聲，並小心不要把這些聲音強制硬塞進體系宗教的神學系統中，這才是真正的神學本土化。第二就是嘗試從體系宗教的經典碎片，也找到某些對於國家、文明有所質疑的文字，以此來反思過往宗教本身對文明的偏好與優越感，本文前段就有提到在希伯來聖經當中，有不少這樣的例子。

在所有農業文明發展出的宗教哲學裡，最明顯以文字反文明的思想體系就是道家。面對所謂的道德教化，《道德經》第19章說：「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¹⁶ 認為所謂的知識修養、仁義道德、善巧利益，都是被後天強加、違反人性的東西，透過這些文明教化所形成的社會秩序，並不會帶給人們真正的利益。面對國家、技術、文字的功能，《道德經》第80章說：「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¹⁷ 希望國家機器、技術與文字都退化到最原始的狀態，這是否像極了斯科特筆下，文明瓦解之後「野蠻人的黃金時代」呢？

或許在當代，我們不必激烈地對抗文明，但仍能以創意的方式反思並嘲諷文明與國家的膨脹。正如一位當代的無政府主義者，即便身處國家體制內，仍可對國家的同化力量保持警惕與戲謔的態度。面對宗教價值的重估，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現有的宗教體系仍缺少什麼？如何建構一套不被權力馴化的神學？如果需要一場新的宗教改革，它應該走向何方？斯科特的《反穀》告訴我們，也許歷史上的無權勢者與無國家者，能為當代的無教會者帶來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