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簡介

本篇為《無境界者》第九期的歷史補白訪談。長久以來，台灣衛理公會在1960至1970年代「自立」這段歷史，外界一直存在許多不同的揣測——有人說是台灣這邊主動爭取自立，有人說是美國差會主動撤離，有人則說背後其實藏著白色恐怖、唐培禮事件、中美斷交的政治脈絡。然而至今為止，台灣衛理公會對這段歷史仍沒有一份完整的官方論述。

本篇受訪者吳昶興老師是台灣基督教史研究領域的少數華人學者之一，現任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2018-2025 曾任所長），並長期擔任台灣衛理公會城中牧區義務傳道，從學術與堂會兩個面向長期觀察衛理公會的歷史與當代發展。本訪談原訂與已故的彭牧師合作整理，後因彭牧師事忙未能成行，最終由吳老師接續完成。

訪談中，吳老師既以歷史學者的審慎還原年代脈絡，也以親歷者的角度補上許多年議會記錄裡看不到的細節——包括宣教士為何撤離、自立後如何陷入教產糾紛、會長制為何改為會督制、衛神為何要等到1999年才正式成立。這些細節既敏感、也帶有人物臧否，本刊一切引述均以吳老師受訪當下原話為準，文字若有需要進一步考據與校訂，責任由訪問者承擔。

──張辰瑋
2026.04

受訪者簡介

吳昶興副教授，1966年9月5日生於嘉義。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並兼任台灣衛理公會城中牧區義務傳道。東吳大學畢業，於就學期間加入衛理公會台北安素堂。1990年進中華浸信會神學院（浸神）受造就，1996年由林述鼎牧師指定為衛理神學研究院師資人選，赴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部進修，先後取得東南亞神學協會神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哲學博士。2001年返台，先任教於中華浸信會神學院（浸神），後因林治平教授邀請轉任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專任。

學術上專研華人基督教史，著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秦景教文獻釋義》、《真常之道：唐代基督教歷史與文獻研究》、《再-解釋：中國天主教史研究方法新拓展》等書，並參與編著《近代中國的宗教發展論文集》、《跨越三個世紀的傳教運動：內地會來華一百五十年宣教論文集》等學術專書，並長期於華人基督教史學界發表論著。他既以學者身份觀察台灣衛理公會的歷史與當代演變，也以城中牧區義務傳道的內部視角，理解這個宗派長期難以擺脫的種種慣性與困境。本篇訪談是他在受彭牧師生前所託的歷史整理委託之下，首次系統性地對外回顧台灣衛理公會1970年代自立過程的口述記錄。

從福建到台灣：戰後衛理公會的落腳

辰瑋：想先請老師回到1970年代之前——衛理公會在台灣的歷史脈絡是什麼？跟其他宗派的合作又是怎麼開展的？

吳教授：衛理公會其實是1939年由美普會、監理會、美以美會三個美國循道宗派合併而成¹。台灣過去是屬於福建省的宣教範圍，福建省簡單來講就是美以美會的大本營，有三個教區——新化、莆田，還有另一個我一時想不起。所以1949年大陸淪陷之後，衛理公會自然就選擇撤退到台灣。

但是台灣在當年是非常危險的地方。就我所知，美國第七艦隊還沒承諾協助台灣防衛之前，台灣局勢極不穩定。我研究進信會（中華浸信會）也發現類似的現象——所有的宣教士基本上並不會把台灣視為據點，他們要不就到香港，要不就到菲律賓的碧瑤。衛理公會為什麼黃安素會督有一陣子在香港，應該也是這個原因。1949到1952年之間是一個觀望期，等到1952年第七艦隊確定可以協防，他們才開始慢慢在台灣布局。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台灣的教會，所謂的建堂、建立，除了長老會、天主教、聖教會、真耶穌教會以外，基本上很多都是1952年才開始有建堂的舉措。衛理公會就是這樣，1953年3月8日隨國民政府來台的衛理公會會友在台北市漢口街首次舉行崇拜，是台灣衛理公會的起點。

辰瑋：香港跟台灣的衛理公會早期是聯合運作的嗎？

吳教授：對，因為香港跟台灣兩邊都還在發展，所以要成立一個香港跟台灣的聯合「聯誼會」。如果你去翻聯誼會的資料——我之前在衛省（按：衛理神學研究院圖書館）翻過——基本上聯合聯誼會是從1952年開始（你可以再去確認時間）。然後一直聯合到不能聯合為止。當時香港的梁會長國語講得很好的，常常一起來參加台灣的聯誼會。

後來各自獨立，香港有香港的聯誼會。香港比較特別——把美國的衛理公會跟英國的循道公會做合併，現在叫「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是1975年的事（年份可再確認）。這在當年是很大的創舉——把美國衛理公會跟英國循道公會合併成一個教派，把兩股的資源合併。當然過去英國循道公會比較窮，美國衛理公會比較有錢，所以合併之初為了薪資差距過大，還經歷了一個逐漸拉平的過程，這個拉平可能花了10年的時間。

台灣也是因為這個緣故，可能在1965年（按：依年表，台灣臨時年議會為1956年成立，正式年議會為1962年成立），台灣衛理公會就有自己的年議會，在美國宣教士的協助下運作。

跨宗派合作與普世運動的合與分

辰瑋：在1970年代以前，衛理公會對於普世運動的參與是如何？比如「中華民國教會合作委員會」的創立，以及對台南神學院、台灣神學院的師資支援等等。

吳教授：其實所謂的公派——長老會、衛理公會、信義會、聖公會——一直都是有合作的。普世合一運動早在誠靜怡²於1910年參加愛丁堡宣教大會，就已經是共識。後面發展智力運動、本色運動、1922年大陸召開全國基督教大會成立協進會，都離不開合一運動。我自己研究劉廷芳³也是這樣，他的口號就是「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但是我們可以在信仰裡合一」。

1949年後台灣方面，「中華民國教會合作委員會」應該是1963年成立的——日期很清楚，因為是甘迺迪在台灣時間被暗殺的隔天，台灣才收到新聞，大概是11月底（按：甘迺迪遇刺為1963年11月22日，台灣時間11月23日），而且是在東海大學成立。一開始天主教也在裡面，這就是不分教派。1969年更名為「台灣教會合作協會」，1967年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也正式加入。

長老會還參加普世教協（WCC，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普世教協1948年成立，當時大陸代表有趙紫宸⁴這類人在裡面。台灣這邊是長老會在裡面，因為過去長老會本來就參與在金門長老會、閩南大會裡邊——閩南大會大概在1880年代就成立了。所以基本上這些都是很密切的合作關係。

辰瑋：那神學教育上呢？衛理公會什麼時候開始參與台南神學院？

吳教授：應該是中華民國教會合作委員會成立之後，就有神學教育的合作（周聯華牧師的回憶錄有提到這一段，可以去做補充）。當時是林述鼎牧師參與在南神，他任教新約神學跟新約希臘文。早年南神《林述鼎牧師紀念冊》（按：依吳教授口述，書名待校）裡有很多南神學生回憶林述鼎牧師的文章。

長老會內部的南北大會於1951年由黃武東牧師促成合一⁵，但北部大會依然存在——我覺得南部大會在合一這個部分開放性比較強，北部大會還有一點地方主義，因為他擁有的財產過多，包含馬偕醫院、台神，所以他們可能在這個部分只是形式上合一。所以我們衛理公會當時參與在南神的神學教育。

後來因為〈國是聲明〉發表之後，其他三大宗派陸續撤離——其實〈國是聲明〉第一段是周聯華牧師寫的，一開始是以中華民國教會合作委員會的形式大家共同發表，但因為政治因素，周聯華牧師撤離，長老會就把周聯華牧師寫的第一段也放進他們自己的〈國是聲明〉⁶裡頭。其他宗派本來就比較不那麼贊成長老會這種對台灣前途的思維，他們還是站在國民政府的立場，所以最早撤退應該是信義會，緊接著是聖公會，衛理公會是最晚的，到1992年才完全撤出南神——也就是說等到林述鼎牧師退休以後才完全撤離。

所以早期我們衛理公會像蕢建華這些都是南神畢業的；陳其鋒（按：受訪者口述）這些也是南神。衛理公會所有送的人都是先送南神。但在〈國是聲明〉之後開始有點矛盾，加上1970年代華神也成立了，所以有人就開始去讀華神。南神跟華神就成了衛理公會早期、70年以後牧師培育的搖籃。後來有一批比較偏華神背景的牧者，比如林國新；曾長生則是南神。

辰瑋：那像「東南亞神學教育協會」（ATESEA）⁷跟普世運動有關嗎？

吳教授：東南亞神學教育協會（ATESEA）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我認為也有一點普世的精神，因為各個神學院都在裡頭——台灣的台神、南神，加上香港的崇基，基本上都在 ATESEA 裡。它是一個沒有 Campus 的組織，他們只提供學制，分散在各自的成員學校，由東南亞去辦所謂的 B.D.、Th.M.、Th.D.。所以你在台神讀，最後可以拿到東南亞的神學博士——莊信德就是東南亞神學博士；我當年去香港崇基讀的神學博士也是 ATESEA 的學制。

政治張力與本地化困境

辰瑋：1960年代末期，面對台灣獨特的政治環境，本地同工跟外籍宣教士之間是否產生過張力？比如美國宣教士唐培禮（Milo Lancaster Thornberry, 1937-2017）⁸曾暗中協助台獨人士彭明敏出逃，這類事件在衛理公會內部引發了什麼樣的討論？

吳教授：我認為唐培禮是唯一一個（這樣涉入政治）的，其他應該沒有。然後其他就是來自大陸的傳教士，但這個話題很敏感，當年幾乎沒有人會跟我們討論這些事情。連資深的費小忠、費趙鳳儀這對夫妻⁹都會對這些事情閉口不言——因為他們在國防醫學院任教，費小忠是牙醫系主任，而且是早期撤退來台的國防醫學院創辦學生。他的家人都在青島，妹妹被國民黨開槍打死，媽媽是青島文德女中校長，父親是上海大夏大學的教授。因為過去的政治經歷使得他們對這些閉口不言，絕對不談政治。事實上他們心中對國民黨是不滿的。

而且衛理公會、城中教會有一些人跟國民黨的關係相當密切——比如宋李素貞（按：受訪者口述）的老公宋學前將軍，他是衛理公會的，但後來追思禮拜選擇在懷恩堂辦，由周聯華牧師主持。傳統的國語教會基本上都是站在國民政府這一邊，效忠領袖，所以他們比較不會有長老會那種思考。長老會是靠聖公會的王憲治牧師在美國做聯繫——他是南神副院長，後來做到副院長，南神畢業，成績非常好，他在這個部分扮演關鍵性角色，去遊說國際更重視台灣關係。

我們衛理公會過去教堂前面一定有中華民國國旗，還有衛理公會的會旗——一直到我1994到96年做傳道的時候，教會還是這個樣子。可見就是他們都是擁護黨的，當時黨國不是那麼清楚分開，所以他們基本上都擁護黨的政策、國家政策。

辰瑋：所以方大林牧師、英武牧師這些人後來出走，是不是也跟這個氛圍有關？

吳教授：就是因為這樣，方大林一直被點名說可能跟對岸有聯繫，所以他黯然離開。但他跟林述鼎牧師一直保持很有誼的關係，因為他們認識很早。早期還有一個在聖保羅堂的英武牧師（姓氏記不清楚），他也是出走。等於是劣幣驅逐良幣——好的牧師都流失。

另一個是馮家豪牧師——他是馮君蘭牧師的父親。馮家豪在景奉祥之前是東吳大學校牧，學問也好、英文也好，但他在景奉祥事件之後（按：詳見後文），選擇遠離台灣跑到加拿大去牧會。他跟方大林關係很好，看到方大林的出走覺得很不公平，也選擇出走。很多好的牧師慢慢都流失掉了。

美國傳教士這邊應該有內部檔案——就我所知，他們很早就知道美國要跟台灣斷交，所以這個撤退實際上是配合中美斷交的政治節奏。

另外要釐清一個歷史細節——「凱歌堂」其實不是一個教堂，是蔣宋家裡的空間。原本在南京，重慶沒有，是蔣家把家裡一個廳空出來叫凱歌堂。來到台灣才在士林官邸旁邊設一個凱歌堂。陳維屏牧師是1888年生、1972年過世，他爸爸陳大庸是衛理公會在北京的牧師，庚子事變時陳維屏剛好不在家，他媽媽、弟弟、妹妹、爸爸都被砍頭，他是庚子事變殉道者的家庭。後來陳維屏到哥倫比亞大學寫了一個跟關稅有關的博士論文，當年是少有的擁有博士學位的牧師，所以被邀請過來做凱歌堂的牧師，一直做到1966年才把棒子交給周聯華牧師。陳維屏在台灣似乎並沒有正式在衛理公會的牧職身份——你翻年議會記錄，會發現他可能在一些事工委員會有，但沒有牧養哪個堂會。這是他的特殊性。

1972自立：政治氛圍下的「不讓會督下飛機」

辰瑋：1967到1972年，台灣衛理公會自立的這個過程，可能爆發過哪些衝突？我以前聽龐牧師講過「不讓美國會督下飛機」、「台北衛理堂擋門事件」這些傳聞，老師您有聽過嗎？

吳教授：這個我不很確定。當時美國的會督不就是黃安素嗎？但黃安素後來是在香港過世。我以前寫過衛理女中校長梅漢聲的時候，研究過黃安素會督——他的太太後來在衛理女中教書。我不很清楚有沒有這個「不讓會督下飛機」或擋門的事件。但好像是後來的會督，應該是羅愛徒（按：受訪者口述，原英文姓氏待考）——他爭議性最大，可能是他。

因為羅愛徒當時候是跟長老會的彌迪理（H. Daniel Beeby, 1920-2017，英國循道公會宣教士，1972 年 3 月被驅逐出境）¹⁰、天主教還有一個神父，一起被列為「黑名單」三人組。所以才會有「不讓他們下飛機」或「擋門事件」。我認為那是一個政治因素——理由其實就跟彌迪理一樣，就是說他們參與在這個運作裡。

方大林則是被認為可能跟對岸有聯繫，所以他被質疑，最後就黯然離開不再回來。我覺得那時候台灣那種「匪諜就在你身邊」的口號，影響太大。我沒有很清楚的證據，只是聽林述鼎牧師約略提過。

辰瑋：根據以前龐牧師的敘述，他懷疑說是不是國民黨那邊有指示，讓衛理公會裡面比較親國民黨的會友一直在阻止美國的介入？

吳教授：很有可能。因為我剛剛講那些直接跟國民黨關係很好的要員，當時在衛理公會裡邊不少——像宋學前這些就是反共大將。但我認為那不一定有什麼實際指示，就是說會友基於愛國、擁護國民黨的這種自發性行為。而且他們當時力量很大，因為都在執事會裡邊。你去看早期幾個教會的執事會名單，基本上他們都在裡頭。所以在裡頭基本上你很難避免。

而且要看到當時的大背景——台灣退出聯合國（1971年）的影響很大。蔣介石1975年過世前，台灣跟美國的關係基本上已經僵掉，因為美國傾向接受大陸作為中國的代表。長老會這邊積極遊說美國讓台灣有空間，但大家對台灣前途的想法是不一樣的——蔣介石的想法是反攻大陸，這後來成了一個很大的路線分歧。在當時兩蔣時代不可能有今天的思維，所以除了長老會以外，沒有大概其他你聽不到跟長老會一樣的聲音。另外三大宗派退出南神、退出合作，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論壇報》後來交給林一林社長主持，整個思想也不一樣了——以前社論是許牧師、周聯華牧師他們在裡頭寫，都很能代表四大宗派的理念跟想法；可是後面林一林時代整個社論就偏教會性，比較沒有早期那種有遠見、有異象的合作論述。

辰瑋：所以台灣衛理公會的自立，可能是兩方面因素——美國這邊知道政治要生變，台灣這邊因為政治氛圍對美國介入也有抗拒？

吳教授：對。1972 年 4 月美國與台灣衛理公會中止隸屬關係，1973 年正式完成自立，定名為「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邁向自立自養，初期實行會長制¹¹。為什麼一開始用會長制？因為香港早期就是會長制，「會長」是中文翻譯不同——香港都叫會長，他們沒有叫過會督，但英文都是 Bishop。台灣早期是學香港，所以最早叫會長，後來1987年才改稱會督，職權上其實是一樣，只是名稱不同。

巨額教產與失控的1980-90年代

辰瑋：中美斷交、宣教士撤離後留下的龐大教產，據說隨即陷入嚴重的財政與人事互控危機，這跟掌權者面對財富的軟弱與財政鬆弛有關嗎？

吳教授：美國留給台灣的財產太龐大了。你看無論台南衛理堂、台北衛理堂、高雄衛理堂，所有都市最精華的地段都是。當時候有一個雜誌叫Money Magazine（按：受訪者口述，台灣財經雜誌名稱待查），曾經提到衛理公會是全台灣最有錢的教派。在我的大學時代（1980年代末），就聽到我們的教產至少200億——30多年前就200億，所以被評為最有錢的教派。

也因為如此，後來競選會督、競選牧職會長，坦白講就變成都是肥缺。對很多牧者而言是肥缺，而且我提到——你怎麼用去去描述這一段，不要造成人身攻擊——就我來看的話，他們都有想去掌握這些教產可以去獲利的做法。所以我們衛理公會前後有很多醜聞，不只是教產的醜聞，還有性的醜聞，太多誘惑。

辰瑋：具體上有哪些代表性的事件？

吳教授：就我經歷過的，比如「高雄福音村」賣地案¹²，還有蕢建華時代買賣「天品山莊」骨灰塔。蕢建華當時不分青紅皂白買了好幾千個骨灰塔，結果造成我們的財務漏洞——天品山莊後來被指控違法經營，等於整個損失，大很大損失。

還有安素堂景奉祥牧師事件——景奉祥是安素堂在位最久的牧師，從1985、86年開始，但後來因為醜聞被迫離開整個衛理公會。當時他是牧職會長，又是東吳大學校牧主任。他最大的醜聞就是把校牧的經費拿去買股票炒股，賠光還不出來。然後衛理公會的做法——因為彼此都握有對方的把柄——當時牧職紀律非常鬆弛，他們處理瀆職的機制就是「反正我知道你要走，但我怕你搖我，為了塞你的嘴巴，反而給瀆職的牧師遣散費，又給了兩三百萬」。所以每一次出醜聞給遣散費，因為他們就是互咬，所以事情就沒被爆發出來，彼此能夠保持一種恐怖平衡。

還有吳炳文牧師後來也下台——他最大的事件是因為跟辦公室主任有染，當時他是牧養台北衛理堂最大的教會，本來是正在上升的牧師，就因為這個事件下來。

辰瑋：有沒有家族把持的問題？

吳教授：後面福音村可能跟曾紀鴻有關。曾紀鴻擔任會督期間，他的哥哥曾紀屏當時做執行委員會主席，弟弟曾紀凱做財務委員會主席。等於說會督、執行委員會主席、財務委員會主席，三兄弟把持。所以當初出現很多弊端。他們家大概在1990年代到21世紀前十年，對衛理公會影響很大。這個部分不太有人敢提，但提出來也會有很大爭議。

我認為唯一可以討論的是這一家人為什麼沒有迴避，同時在幾個委員會裡面擔任職務——透過職稱可以去分析這個吊詭的關係。怎麼一個會督（曾紀鴻）、一個執委會主席（曾紀屏）、一個財務委員會主席（曾紀凱）會是兄弟三人擔任？可以從「同時間有家族扮演關鍵性角色」這個現象，去檢視適切性，還有他們所做的決議。

當時剛好又遇到幾個事情，比如1999年921大地震——曾紀屏去開拓南投教會，去救災時很多錢砸到災區行都不知道流向。城中有一位常常騎著單車來的香港人姓黃，他在那邊參與救災很長時間，他曾經跟我提過那裡「財務非常不透明，非常糟糕」。他是真正的參與者，我是間接知道。

還有曾紀鴻時代的賣地案——「我們不用管證據，可是你誰在會督、誰做執委會主席、誰做財務委員會主席、誰讓這個案子可以通過？基本上我們就不用有證據說他有什麼勾搭，但是在他任內發生這個事情，賣地違法，然後你還要賠賠款」。他們任用很多當時候台北衛理堂的會友——他們其實是開發商、建築商。盧林姐妹當時是辦公室會計、秘書，她知道一些內幕。所以教產也有很多不當利得或是損失。我們都很外圍，所以也不可能會有這些直接的證據。但是好像他們都被告、都有官司，所以法院判決記錄是可以勾稽一些資料的，但要花點時間跟功夫。

東吳大學的若即若離與校牧人選的式微

辰瑋：那像東吳大學的經營呢？早期復校是在美國差會還是政府幫助下完成的？財務上有倚靠美國差會嗎？

吳教授：這個我不是很清楚，但當年很多基督教大學都選擇在台灣復校。有一些被拒絕復校——好比燕京大學校友在台灣復校就被拒絕。原本要叫燕京的，現在叫東海大學，因為他得到美國 United Board 的經費支持。但因為燕京大學是最多反蔣的，很多基督徒反蔣，所以講就我所知就不讓「燕京」兩個字出現在台灣。後來曾約農（曾國藩的曾孫）做第一任校長，因為他們在東海這個地方，所以那個地方就「東海大學」。

東吳的復校，類似輔仁——大部分是因為校友奔走、出錢出力。早期東吳大學是因為一些早期的東吳校友，特別是法律系的，他們就協助在外雙溪那裡先購地——本來要買中影那塊地，後來沒買成，所以就只有現在的那塊土地。東吳校友裡邊有很多政府官員，所以打通一些關節可能有些方便。有一些是台北衛理堂的會友，他們又是東吳校友，所以基本上扮演關鍵角色。

辰瑋：那東吳現在算是衛理公會的教產嗎？還是已經獨立經營？

吳教授：就是一個「隸屬關係」——是一個教育法人的關係。衛理公會沒有任何權力去指揮學校的發展。它的關係是建立在「校牧」——就是衛理公會是校牧。同樣衛理女中也是，會有透過校牧去做這種聯合關係。可是因為景奉祥這個事件，導致東吳大學非常看不起校牧——「就是我們派不出一個像樣的人在東吳大學」。

一般作為校牧，你不只是牧師，你可能也是一個學者，你可以教課，可是我們派出的人都沒有這種能耐。所以大學慢慢就很看不起，東吳大學的董事會校長之後都不是基督徒了。所以東吳大學就走向真正的世俗化，越來越少教會的氛圍。

像中原大學就非常重視基督立校的精神，這也是中原在長期經營上不靠財團、不靠任何關係，但堅持這一點的發展，是台灣幾個基督教大學裡少有的。聖約翰大學在這一點也很堅持，而且是精英式的領導——王昌寧本身畢業之 MIT，張原榮主教是數學教授。聖公會在這一塊好很多，東吳這一塊相較之下差太多了——我們派不出像樣的人。所以東吳的校牧職位跟安素堂的存在，現在「就是一個歷史性的存在，但它對整個學校的影響力並不大」。

從凍結法規到衛神創立

辰瑋：衛理公會在1970年代因諸多內部問題，曾於1978年決議「凍結法規和會長制度」，經歷一段長時間停滯期。後來改換會督制的原因為何？

吳教授：這段我不是很清楚——因為這段時間很明顯也跟那時候的〈國是聲明〉非常有關係，加上長老會一連串提出他們三個宣言（到1977年第三個宣言提出）。再加上香港跟美國的宣教士全都撤離，基本上沒有人去運作過去這個制度。所以那段時間他們需要重新思考接下來台灣衛理公會的運作應該是怎麼運作。

那時候留在台灣的，我記得有一些老一輩——還有一個跑到東海大學當教授的衛元珪，元朝的元、玉旁的珪。衛元珪是衛理公會很了不起的思想家，就我所知他還活著，已經90幾歲。但他們都留不住，都不願待了。還有就是我前面提到太太是日本人那一位（張保羅）。我覺得這批人都不成氣候。鄭啟鴻、林長贈這些人正在慢慢崛起，但他們這些人的程度水準都太低，都太低。

辰瑋：那衛理神學研究院呢？1990年代才決定籌設、1999年才正式成立¹³，籌備過程是誰的提議？

吳教授：主要是1992年衛理公會撤出南神——1992年林述鼎牧師正式從南神退休，林牧師1999年75歲（你倒推他那時候幾歲）。退休之後衛理公會就變成「我們的人怎麼辦」——一直送華神大家也覺得華神對宗派抱持負面看法。那時候林述鼎牧師就在裡面提，準備籌設衛神。他找了新加坡三一神學院的王崔濤老師來協助推動。

可是林述鼎牧師後來有帕金森氏症，身體越來越差，到1999年基本上住在台大，後來就在台大過世。所以那段時間就是已經準備差不多。林牧師也提出籌設衛神的草案，而我1996年會去香港讀書，就是林述鼎牧師指定的培育的師資。本來我要去美國讀書，他建議我去香港崇基，因為龐君華牧師1988年已經去了，他認為龐牧師去崇基後整個人脫胎換骨。1996年龐牧師暑假回台時，林牧師安排我跟他見面，鼓勵我去崇基。後來我決定去考崇基，可是已經過了考試時間——我是被安排在台灣神學院的圖書館一個人考試，他們傳真考卷過來，我在台神圖書館一張大桌子上獨自答題，答完再請台神 fax 過去。後來我才知道，因為台神跟崇基都是東南亞神學協會（ATESEA）的成員，所以等於協助崇基幫我進行這個考試。

那時候崇基的神學部主任是盧龍光牧師，那時候還不叫神學院，叫 Theological Division，2003、04年才正式成立崇基神學院。林述鼎牧師安排我作為師資，我是早期的第一個師資。但1998、99年我自動被牧職委員會除名——可能是我跟鄭啟鴻會長在香港見面時講過我要專心在學術上發展。1998年我完成神學碩士後申請到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的 MPhil，讀了一年之後林述鼎牧師就過世了，所以我作為神學院師資這件事情基本上就不了了之。

林述鼎牧師過世之後，鄭啟鴻會督找了戴文俊牧師（南神老師）來成立衛理神學研究院，應該是2000年的時候（按：依年表為1999年9月1日）。所以這個計畫後來就轉成由曾紀鴻、戴俊男主導的、比較偏教牧輔導與心理協談的神學院——不是原初比較仿效新加坡三一神學院的方向。新加坡三一是四大宗派一起辦的，類似馬來西亞衛理公會神學院，可以看到合作宗派的影子。

我見到衛神變這個樣子，我也不願意回來衛神。所以那時候2001年1月4號周聯華牧師突然來香港找我，他跟我講說：「我們以前教教會歷史的沈潔山牧師1996年因感冒併發症過世，我們懸缺這個位置好幾年，聽到你博士論文寫得差不多了，你有沒有意願回來？」

我那時候在猶豫——一個是回衛理公會當老師，但林述鼎牧師過世了，新成立神學院的路線不是我想要的；另一個是留在香港，因為我太太還在念博士，可能申請博士後或當老師助理過幾年。可是周聯華牧師親自飛來香港找我這件事讓我非常感動——他那時候80歲，對外宣佈封口，但跑來香港在浸會大學做一個演講，然後會後跟我談這個事情。我送他去搭機場快線時看著他離去的背影——一個80歲的老人還在為一個神學院的未來奔走，那一幕讓我非常感動。所以我跟我太太分享後她很支持我，說「你應該回去浸神」。後來我禱告三個月，回想起浸神那些美國浸信會宣教士老師上的課讓我很感動——他們一輩子埋身在一個神學院裡，培養出那麼多牧者、傳道人，「這樣的生命很美」。所以我準備一輩子奉獻在神學院教育，這也是我後來選擇浸神而不回衛神的關鍵。

後來事情又轉變導致我來中原大學，那是另外一個機遇——林治平老師邀請我來，那時 SARS 時期他從浸神退休，跟我變同事在隔壁辦公室。中原這邊剛好缺一個歷史的，希望我接查時傑老師的位置。我去問周聯華牧師意見，他說「站在你的立場應該去中原，對你的發展是最好」，但我不知道他還有後半句沒有對我講——「站在浸神的立場，他不希望我走」。後來他把這句話講給蔡瑞益院長聽，所以也導致蔡院長對我有一點心結，覺得我沒有顧及神學院的情誼。但周牧師對我很好，他只講前半句的話。

訪談後記：被遺忘的歷史，決定了今日的樣貌

這場訪談原本是為了「補白」——補上台灣衛理公會1960到1970年代那段在年議會記錄裡找不到、在學術文獻裡也少有人寫的歷史空白。然而隨著吳老師的口述一段段推進，我們才意識到：所謂「自立」並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連串政治氛圍、宣教士去留、本地人事傾軋、教產利益、神學教育路線分歧交織出的長段過程——從1939年三會合併、1949年撤台、1952年第七艦隊承諾協防後的全面布局，到1972年正式自立，再到1978年凍結法規、1992年退出南神、1999年衛神誕生——每一個節點，都決定了今日台灣衛理公會的樣貌。

這段歷史長期被淡化，原因之一是它牽涉了太多政治敏感、宗派內部的人事醜聞與教產糾紛；原因之二是當年了解內情的牧者，要嘛已經安息，要嘛選擇沉默。吳老師作為仍在學術前線的歷史學者，又身兼城中牧區義務傳道，能夠以「外部歷史學者」與「內部同工」雙重身份去回顧，本身就是一種難得的位置。他也多次提醒：本訪談所述某些細節屬於他個人回憶與判斷，年代與姓氏應再交叉查證——這正是真正歷史學者的審慎態度。

歷史學最大的價值，不是論斷，而是讓今天的我們知道「我們為什麼會是今天的我們」。當1950年代撤台、1972年自立、1992年撤出南神這些選擇都早已成過去，那麼今天台灣衛理公會所面對的禮儀荒蕪、神學教育薄弱、領袖人才斷層——也許就不能只當作「現在」的問題，而要回到那一段歷史裡去找答案。願這篇訪談是一個起點，讓更多歷史的細節被留下、被討論、被傳承。也願在天上的龐君華會督、林述鼎牧師、周聯華牧師、唐培禮牧師、艾琳達教授等所有曾在這段歷史中發過聲、流過淚的同行者，知道有人正在繼續記得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