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資訊
【書名】流浪者之歌
【原書名】Siddhartha: Eine Indische Dichtung (S. Fischer Verlag, 1922.10)
【作者】赫曼‧赫塞（Hermann K. Hesse, 1877-1962）｜瑞士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譯者】柯晏邾
【出版資訊】台北：遠流，2013年10月

赫曼‧赫塞與《流浪者之歌》

赫曼‧赫塞的《流浪者之歌／悉達多》是一部貫穿東西方精神世界的經典之作，出自這位德裔瑞士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之手。赫塞1877年生於德意志符騰堡的黑森林地區，他的外祖父母與父母皆隸屬瑞士巴塞爾的崇真會差會，曾遠赴印度宣教，並成為當時著名的東方學者。因此，赫塞自幼浸潤於西方基督教的虔敬氛圍，卻也同時被東方佛教與印度哲學的神秘色彩所包圍。12歲那年，赫塞便立志成為詩人，然而在父母的期許下，他仍被送入修道院，接受嚴格的宗教教育。半年後，精神敏感的他陷入劇烈的焦慮與幻滅，最終因精神危機住進療養院，並因此輟學。此後，他的求學與工作生涯顯得飄忽不定，輾轉於文理中學、鐘錶技師學徒與書店店員之間。他少年時期的徬徨與叛逆，也成為他前幾部作品的底蘊——《車輪下》（1906）、《徬徨少年時／德米安》（1919）、《流浪者之歌／悉達多》（1922）——被後世稱為「少年成長三部曲」，書中處處可見他對舊式教育（尤其是宗教教育）的批判，以及對父權與家庭權威的質疑。

1911年，赫塞前往印度、東南亞，展開一場心靈之旅，讓他親身體驗到了東方文化與宗教的魅力；然而，異國的塵土與燠熱未能帶給他心靈的平靜，一戰爆發後，赫塞經歷了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時光。他目睹德意志舉國瘋狂，投入民族主義與軍國主義，讓他對祖國感到無比幻滅，為了與這場侵略戰爭劃清界線，他放棄德國籍，歸化瑞士，卻也因此遭到德國輿論的猛烈抨擊。在個人生活方面，他的家庭亦面臨崩潰——妻子瑪麗因精神疾病住進療養院，兒子被送入寄宿學校，而他自己則因憂鬱而求助於心理治療。但他們經歷數年的努力仍無法挽回婚姻，最終，他的第一段婚姻以離婚收場。在國破家亡、妻離子散的精神廢墟中，45歲的赫塞提筆寫下了《流浪者之歌》，嘗試為人生的痛苦尋找一種文學性的解答。

赫塞後來在1946年獲得德語文壇的最高榮譽──歌德獎，並在同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此時他的名聲在德語圈以外依舊不高。直到1960年代，赫塞對外在體制的反抗和內在精神的追尋，讓美國「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率先注意到他的作品，並將其視為精神啟示；隨後當嬉皮運動席捲西方之時，赫塞更是被尊為這場精神革命的先知，而《流浪者之歌》一書中將西方個人主義與東方宗教色彩的結合，也彷彿成為那個世代的聖經。

在戒嚴之下的1968年，台灣文壇迎來赫塞的《流浪者之歌》首度中譯，由蘇念秋（本名孟祥柯）透過英譯本翻譯，並交由水牛出版社出版。² 此書原著的德文書名是 Siddhartha: Eine Indische Dichtung ，直譯為「 悉達多：一部印度詩篇 」，但譯者沒有採用原文用主人公的名字為書名的方式，而是將書名翻譯成了「流浪者之歌」，為這趟求道旅程賦予了更富詩意的召喚，也讓台灣譯本具有更加獨特的味道。1984年徐進夫曾試圖將書名改譯為《悉達求道記》，但「流浪者之歌」早已深入人心，最終仍為台灣譯本的主流。1994年，林懷民帶著此書前往印度菩提伽耶（佛陀成道之處）朝聖，回國後以此為靈感，創作了現代舞「流浪者之歌」，進一步鞏固此譯名的文化地位。這是全世界獨有，由本書與台灣文化史交織而成的故事，因此「流浪者之歌」一詞也成為赫塞文學在台灣藝文圈接受史當中的一種象徵符號。

悉達多的證悟之歌⁴

赫塞筆下悉達多的故事，是借用釋迦牟尼佛的生平，釋迦牟尼佛的全名是悉達多‧喬達摩（梵文：Siddhārtha Gautama）。喬達摩（Gautama）是他氏族的姓，傳說中他們一族是婆羅門教中《梨俱吠陀》的作者之一喬達摩仙人的後代，而悉達多（Siddhārtha）則是他的名字，意思是「已經尋找到之人」。但在書中，悉達多和喬達摩卻被分成兩個不同的人物，主人公悉達多是一位尋找著自身生命意義的婆羅門之子，喬達摩則是已經證悟的佛陀，這正是《流浪者之歌》與佛傳相異的有趣之處。

故事由此開始──悉達多與好友果文達（Govinda）⁵ 皆為高貴的婆羅門之子，悉達多有著一切青年所具有的美好特質，並且很快就掌握了身為一位婆羅門所該具有的宗教知識，尤其擅長於沉浸於「唵」（Om）⁶ 的冥想。悉達多的優秀，也讓他身旁的人都十分愛他，果文達尤是。但悉達多卻在傳統的宗教生活中找不到自我：

悉達塔內心這些不滿日漸累積，開始感覺父親的愛，母親的愛，以及他朋友葛文達的愛，並不總是令他快樂，未嘗使他平靜，讓他滿足，令他遂意。（…）他們已經把大部分最好的智慧都傳授給他，已經傾其所有灌注到他飢渴的容器裡，然而這個容器並未因此滿溢，他的心靈並不以此為足，靈魂並未因此而安定，心猶未平靜。⁷

某次，他在偶然間看見了流浪的沙門，便決心要出家，成為沙門。他的決定讓父親十分惱怒，但他就只是靜靜地站了一整晚，等待他的父親回心轉意，直到清晨。他父親眼看他心意已決，便放他出家了，而果文達也二話不說就跟著他一起成為沙門。

成為沙門之後，他們跟隨著長老修習各種苦行、冥想以及神通，三年期間，悉達多進步得很快，這讓果文達感到很興奮，因為他的功力即將要超過他們的老師了，但悉達多卻逐漸感受到這一切的意義都褪色了。有天，他們聽到在摩揭陀國有一位名為喬達摩—佛陀的聖者已經成道，向世人召示了圓滿的教法，因此悉達多就帶著果文達離開師門，前往拜謁佛陀。

在舍衛城的祇園當中，他們見到了數以千計的佛陀信徒，以及喬達摩─佛陀本人。入夜後，喬達摩宣講了四聖諦與八正道，告訴人們人生的集苦之因以及滅苦之道。當天晚上，深受感動的果文達就決定要皈依佛陀，但悉達多仍然不為所動，果文達因此傷心了一夜。

隔天清晨，果文達穿上僧人的袈裟與悉達多道別，而悉達多也特別找到了喬達摩與他對話。悉達多說，他承認佛陀的教法是無以倫比的、是最圓滿的終極真理，但他依舊沒有打算加入佛陀的教團。因為這些真理是喬達摩用自己的生命經歷親身證悟的，而不是透過言語的教導、師徒制的學習就有辦法傳授的。因此悉達多對佛陀說：

你已經找到死亡的解脫之道，藉著思考，接著冥想、體悟、開悟而得，而不是經由任何法！（…）世尊啊，你無能以法來傳達告訴他們，你在開悟的那一刻發生在你身上的事！（…）這正是為何我要繼續遊歷的原因──不為了別的，不是為了尋找更好的法門，因為我知道這世間沒有更好的法；而是為了離一切法、一切上師，只求達到我的目標或者死去。⁸

他決定要自己親身去走過這條證悟之路，而不作任何人的門徒。 喬達摩只是靜靜地聽著他說，稱讚他很聰明，也提醒他不要聰明過頭了。

離開舍衛城之後，悉達多立刻就經歷到了第一次覺悟──他意識到，他前半生都在追求真理，但他其實也都在逃避認識自己，逃避認識這個世界。因此他決定要認識悉達多，認識他自己。

悉達多的慾望之歌

證悟以後，悉達多在狂喜之餘，來到一條大河邊。在船夫的收留下，他在船屋裡睡了一覺，睡夢中他夢見自己吸允著女人的乳房，醒來後他便決定要先認識女人，認識性的歡愉。於是他進到一座城市中，開始打聽當地最有名的名妓伽瑪拉（Kamala）⁹ 的住處，他在見到了伽瑪拉之後，立刻就被迷的神魂顛倒，因此以落魄的沙門之姿想拜妓女為性愛導師。伽瑪拉覺得他很有趣，但她要求悉達多必須要有錢、體面才有資格追求她，因此悉達多就用他以前在婆羅門教育中所學到的知識，開始寫情詩送給伽瑪拉，並且幫城裡的大商人伽瑪斯瓦彌（Kamaswami）¹⁰ 作生意。

一開始，悉達多對於商人的各種貪心、焦慮都感到斥之以鼻，他只是把買賣當作是一種遊戲，所以他反而能夠很理性地審時度勢，很快就幫伽瑪斯瓦彌和他自己賺到了不少錢。他唯一在乎的是伽瑪拉，每天夜裡他都要一擲千金來跟伽瑪拉學習不同的性愛技巧，並學習如何在性當中讓對方也感受到愛，他們都很在乎彼此，但沙門跟妓女之間，不可能有什麼承諾。這樣的日子過了二十來年，中年悉達多的心逐漸鬆弛了，他開始在意錢財、名聲、權力，但他又很厭惡這樣的自己。所以他開始醉生夢死、在賭場一擲千金，想要擺脫銅臭味，但輸錢之後，他又憤憤不平地想要把錢賺回來，因此他在生意上也變得越來越刻薄、斤斤計較，他與伽瑪拉之間也越來越難享受性愛。

某天晚上做愛完後，悉達多夢見了伽瑪拉金籠子當中的小鳥：

他夢到了這隻鳥再也發不出聲音，原本每天清晨牠都會宛轉鳴唱的，而因為悉達塔注意到鳥沒了聲音，於是走到籠子前，往裡面看，發現籠子裡的小鳥已經死了，僵硬地躺在籠子底。悉達塔把鳥取出，在手裡掂了掂，然後就把牠丟掉，丟到巷子裡，而就在這一刻他感到驚恐萬分，心痛至極，就好像隨著這死去的鳥，他所有的價值和善良也跟著被他丟棄。¹¹

隔天早上，他便不告而別，拋下伽瑪拉和他的所有財產。伽瑪拉也早就有女人的預感，知道悉達多總有一天會離開，但沒想到，正是這一晚上，讓她懷孕了。

悉達多回到他原本渡河的岸邊，回想起自己荒唐的一生，絕望之際便跳到河中尋短，但在被大水包圍時，他心中迴響起了「唵」，突然意識到自己做了蠢事。於是他奮力游上岸，然後就累得失去了意識。作為遊方僧的果文達此時正好經過，便靜靜地守護在一旁等他醒來，悉達多醒來之後，與老友致謝與道別。此後，他又感受到了第二次的覺悟──老悉達多已經淹死了，這位新的悉達多決定不再離開這條河。

悉達多的生命之歌

於是悉達多重新等到了船夫瓦蘇提婆（Vasudeva）¹² ，並請求讓他作為助手，也住在船上。瓦蘇提婆不僅教他擺渡人的技巧，還教導他該如何傾聽一條河，從河水中聽到人生百態、世間萬物的氣息，從而感受到平靜與愛。悉達多逐漸變得像瓦蘇提婆一樣，變成兩位瘋癲又快樂的老頭，而日子本該這樣平靜地過下去的。

城中的伽瑪拉在悉達多離去後，也對原本的生活感到厭煩，因而不再接客，並也皈依了佛陀，將自己的園子供養出來作為僧人的休憩、弘法之處。她就獨自扶養著私生子小悉達多，但因著對他的虧欠而有點溺愛他。

過了幾年，喬達摩─佛陀即將圓寂的消息傳遍了四方，各處的佛教徒都趕路要去看佛陀的最後一面，伽瑪拉也帶上小悉達多趕路，沒想到她在鄰近河邊時就被毒蛇咬到。兩位船夫雖然及時扶她上船，但毒性卻急遽惡化，伽瑪拉臨終前在悉達多的注視下，也安然地閉上了眼。

悉達多原本寧靜快樂的船夫生活，突然多了這個插曲，而且還多了一位他從未蒙面的私生子。悉達多基於對伽瑪拉和小悉達多的愧疚，決定要好好照顧他兒子，但小悉達多只把他當作他母親的恩客，從未承認他是他的父親。此外，因為小悉達多從小在大城市中嬌生慣養，完全不習慣船夫簡樸勞動的生活，常常時不時就大發脾氣，悉達多也都不敢忤逆他，就只能慣著他。

有一日，小悉達多把船槳都弄斷，自己頭也不回地跑走了，打算要回到城市中。瓦蘇提婆勸他就放小孩子自己回去，但悉達多這位傷心地老父親，仍舊失心瘋般跑到森林裡沒日沒夜地尋找，不過最終仍找不到兒子的蹤跡。這時，悉達多才感受到了生命的因果，當初他棄父出家對家人造成的痛苦，如今又回到了他的身上。

從此以後，悉達多就變得不一樣了，他以前身為沙門時，都覺得人情世故非常可笑，但如今他發覺到人不可能放下對愛的執著，當他擺渡遇到擁有各種煩惱的凡夫俗子時，他突然覺得自己能夠理解他們，是他們當中的一員。在漫長而痛苦的療傷期間，悉達多也從河流當中聽到了不一樣的聲音：

他早已經常聽到這一切，河水裡的這許多聲音，然而今天聽起來有全新的感受。他早已無法區別這許多聲音，無法區分快樂還是哭泣的聲音，無法分辨孩子或大人的聲音，一切都彼此相屬，飢渴地控訴和嘲笑覺者，死者的憤怒尖叫與呻吟，一切合一，一切都彼此交織相連，千百次糾纏。（…）一切合在一起就成為諸事之河，是首生命樂章。¹³

當悉達多專注地傾聽河流時，他不再只是聽到平靜與喜悅，也聽到了嬰兒的哭聲、痛苦的呻吟聲、歡笑與哀傷、愛與焦慮、分別與重逢，這眾多的音聲全都匯集到了一起，成為了一聲「唵」。 這是悉達多的第三次覺悟。當瓦蘇提婆知道了之後很高興地告訴他，他已經學會了真正傾聽一條河流，因此瓦蘇提婆把擺渡之責交給悉達多，自己便走進森林中度過晚年。

老年悉達多如同當初的瓦蘇提婆，成為孤獨但又平靜的擺渡者。有天，他再度遇到了果文達，他詢問他的老友跟隨了佛陀一輩子，是否已經覺悟了，果文達笑著搖搖頭說，雖有進步，但仍未覺悟。悉達多於是教導他的這位老友，該如何傾聽一條河流，果文達表示困惑，他無法從悉達多的言詞中感受到對方的體悟。於是悉達多在果文達的額上輕輕地吻了一下，果文達瞬間就明白了一切，喜悅地流下了眼淚。

叛逆的尋道者

初次閱讀此書的時候，我其實不太能夠與主角悉達多共情，因為我不太理解──在證悟以後，悉達多為何還要刻意投身塵世，沉溺於愛慾與財富的遊戲？這不正是對慾望自投羅網嗎？更令我不解的是，他的求道之路雖滿載宗教語言與體悟，但卻在無意間傷害了他的父母、好友果文達、老闆伽瑪斯瓦彌、情人伽瑪拉，甚至他的兒子小悉達多。雖說他不是有意為之，但他對自我的關注與執著，也使他成為一位「無心的渣男」。若這部小說誕生於當代，悉達多身為婆羅門之子，享有高貴的社會地位，卻又任性地拋下親友與伴侶，恐怕會引起「殖民視角」和「性別意識」的批判。

但回過頭來看到赫曼‧赫塞的生平，以及他創作本書時的生命處境，好像就能有所理解了。悉達多在他的筆下，本來就不是完人，甚至有些行徑的道德爭議還很大──可能這也含有赫塞對自己婚姻失敗的自責投射在當中吧。但也正因如此，這個叛逆而自負、偽善且自我中心的悉達多，仍能在河流的低語中聽見生命的歌詠，這才讓他成為1960年代叛逆青年心中的尋道英雄。一方面， 他拒絕透過宗教教條來理解真理，也不願透過宗教群體的認同來確證真理的存在；他只相信個人的體驗，並執意要親自走完這條道路。 另一方面， 悉達多在經歷了各種啟蒙、墮落、覺悟與痛苦之後，將這些經驗不再加以分辨地接納，都將其視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這才看到了生命的本身。 正如《六祖壇經》所云： 「不思善，不思惡，正在此時，你的本來面目是什麼？」 ¹⁴ 對悉達多而言，體驗過一切，才真正理解何謂生命。

二戰之後，歐美世界迎來了「垮掉的一代」與「嬉皮世代」。這群年輕人親眼目睹舊世界的崩塌，對父輩遺留的價值觀與秩序充滿懷疑。他們被經歷戰爭創傷的父母精心呵護，免於物質匱乏，但現實的苦悶與偽善，無法再匹配他們心目當中的愛與美。所以他們叛逆、反戰、做愛、嗑藥、聽搖滾樂，想自己走出一條生命的解答之路。然而，大多數人終究如同希臘神話中，折翼之伊卡洛斯，目光癡迷於遙不可及的太陽，卻無法阻止身體被現實的重量拖拽，從雲端墜入無盡的深淵。¹⁵

這樣的一個世代，他們心目中的尋道英雄，不再是傳統「聖人傳」（hagiography）中那種一心只愛天主、對慾望攻克己身的禁慾者；也不是傳統佛傳裡，一旦證悟便不再動心的無慾者。他們要的，是如赫塞筆下的悉達多——即使曾經沉溺於愛慾，因慾望而受苦，卻仍能坦然接納自身慾望，並從中提煉出對生命的理解。倘若耶穌在曠野遭受魔鬼試探時，不再拒絕權勢、名聲與自滿，他的信仰還能成立嗎？倘若佛陀在證悟前的一夜，動搖於魔軍的威嚇，沉溺於天女的誘惑，他還能大澈大悟嗎？然而，在赫塞的筆下，那個曾沉淪於慾望的悉達多，並未因此喪失靈性，反倒證明了——慾望與靈性可以共存，信仰與世俗亦非對立。 這樣的一位尋道英雄，恰恰成為了新時代的信仰典範。他吐出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又無視禁令，親手摘下生命樹的果子，在無善無惡的慾望裡，飽嚐生命的滋味。 ¹⁶

悉達多的四位父親

一戰前後，赫曼‧赫塞遷居瑞士巴塞爾。而在創作《流浪者之歌》前後，他結識了已經定居在蘇黎世的卡爾‧榮格，並開始定期接受其精神分析。有關榮格的心理學理論對《流浪者之歌》的影響究竟有多深，學界至今仍存爭議；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赫塞與榮格同為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德語知識分子，且皆出身牧師家庭，後來也都對東方宗教懷抱著濃厚興趣，汲取著相似的文化養分。因此，《流浪者之歌》中的人物敘事與心境變化，與榮格心理學中的「個體化進程」、「整合陰影」、「自性與自我」等理論，無不展現出諸多呼應之處。

首先，我們可以審視，悉達多如何與書中幾位象徵父親權威的角色互動。悉達多與他原生家庭的父親──受人愛戴的婆羅門祭司──之間呈現的是一種有教養的張力。他的父親希望他接受完整的婆羅門教育，延續家族傳承，階級複製，承接衣缽。悉達多一向都表現優異，順從父親的安排；但他知道，這不是他內在真正渴望的事物。因此，當他看到了另外一條出路──成為沙門──便頭也不回地奔赴而去。書中特別描寫了悉達多決心離去的那一晚與父親的對峙：父親雖然憤怒，卻因婆羅門的修養未曾破口大罵，而悉達多則靜靜地站立著，堅決地告訴父親，他願意順從父命，但若不允許他出家，他就會一直站立到死。這是他所能想到的，最體面的反抗方式。赫塞本人被父母送入修道院後，也未曾直接逃學，而是以接連不斷地精神衰弱迫使父母接受，他無法成為牧師的事實。在榮格的個體化理論中，脫離原生家庭的影響，往往是踏上個體化之路的第一步，也正是悉達多與赫塞本人對父權的反抗，讓他們走上了流浪者之路。

書中第二位對悉達多而言，像是屬靈父親角色的就是喬達摩─佛陀。他已然證悟，找到圓滿真理，並建立教團，勸人追隨他，以獲得解脫。悉達多十分推崇喬達摩所傳的法，深信那是一條真正的道路，然而，他卻始終不願意加入教團，將生命的判斷權交付與他人。他寧可自己同樣去走過那條證悟之路，獨自親身體驗。在此，悉達多表現出了更加成熟的自覺──他的個體化進程已不再是單純對抗「錯誤與邪惡」，而是即便遇到了「正確」的導師，他仍拒絕輕易依賴外來的答案，這些都無法阻止他踏上自己的探索旅程。大多數人會像果文達一樣，終其一生尋找值得跟隨的導師，仿佛這比尋找真理本身更重要。果文達的生命之歌與悉達多不同，後文會提到，這樣的人會用另一種方式體悟生命；但我們仍不得不承認，對於真理與生命的拓荒者而言，必須擁有悉達多這樣的獨立精神。

第三位屬靈父親，是悉達多的商人老闆伽瑪斯瓦彌。如果說，他的親生父親教他知識與教養，佛陀教他出世間的智慧，那麼伽瑪斯瓦彌則教會他如何在這個世界生存──並且活得成功。他教會悉達多的是一般所說的「大人學」──職涯規劃、人際溝通、個人成長、商業管理；而伽瑪拉則是另一方面的導師，帶領悉達多認識愛情、性慾與人際情感。悉達多初入塵世時，仍然自我認同為沙門，因此抱持著一種超然的旁觀者心態。他像小王子一樣，看著其他忙碌的大人，雖然學習著他們的遊戲規則，內心卻充滿鄙夷。然而，當歲月流轉，悉達多在商場浮沉二十餘載後，他終究成為了一位「大人」，不僅學會了世故，也學會了計算，但他內心某部分卻始終未曾長大。他無法接受自己染上紅塵的那一面，這份自我否定最終轉化為自暴自棄，甚至萌生自毀的念頭。在個體化的旅途中，伽瑪斯瓦彌象徵著悉達多內心的陰影──那個他試圖否認的自我，但他始終未曾直視它，最終卻發現自己被這份陰影吞噬，成為了他曾經最討厭的大人。

書中的第四位屬靈父親，是船夫瓦蘇提婆。是他教會悉達多如何傾聽一條河流，如何在其中感知生命與自我的整合。可以說，伽瑪斯瓦彌只有教會悉達多該如何生存，但瓦蘇提婆則是教會悉達多該如何生活。當悉達多面對情人伽瑪拉的逝世、兒子小悉達多的出逃等刻骨之痛時，是瓦蘇提婆陪在他身旁，度過這些艱難的。對赫塞來說，雖然榮格只大他兩歲，但榮格在他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許正像是瓦蘇提婆，教他如何在生命之河上擺渡，如何去傾聽生命之歌的歌聲，所以後來他才能夠繼續寫出更加成熟的其他作品。悉達多在面對過去三位父親時，是他主動離開了這些父親們，繼續踏上個體化的旅程，但在他個體化之路的最後一站，卻是瓦蘇提婆選擇了離開──他將生命之舟留給悉達多，獨自走入森林。

生命之歌的交響樂

當然，除了悉達多以外，這本書對於其他人物的心路歷程也是刻畫得滿多的，《流浪者之歌》不僅是悉達多的故事，也是所有角色心靈歷程的交響樂。喬達摩─佛陀在這部作品中，象徵著一個人的自性（Self）¹⁷ ，他是圓滿無礙的象徵，而悉達多、果文達、伽瑪拉與他的互動，則呈現出三種不同的個體化道路與生命之歌。

悉達多走的是典型的個體化之路。他拒絕傳統的宗教師承，堅持獨立探求，並視自己的生命經歷為神聖的啟示。他的語言充滿宗教色彩，行動帶著先知的姿態，他始終將自己對標於佛陀，試圖成為另一位覺悟者、另一位先知。他的生命之歌，便是這場旅程的主旋律—— 「先知之歌」 ，一首關於自我實現、直面生命本質的旋律。

果文達的生命之歌，則是 「信徒之歌」 。他始終尋找一位值得跟隨的導師，渴望皈依於某種確定的信仰之中。他不像悉達多那樣對真理本身執著，他尋求的其實是「指引他走向真理的那個人」。這樣的生命態度，在強調個人主義的當代或許容易被輕視，但果文達的選擇並非沒有價值。他也用自己的方式走出了一條積極的尋道之路，他始終相信生命會給予他恩賜，他也為此付出行動，因此最後他也得到了這份恩賜。正如經上所說：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找到；叩門，就給你們開門。」（馬太福音7:7） 傳統信徒的美德，依舊是可以在這個時代成為指引生命的旅途，成為另一種曲調的生命之歌。

伽瑪拉則唱著 「紅塵之歌」 。她代表著傳統社會中受現實束縛的女性，或者更廣義而言，她代表那些受外在現實所束縛，但內心仍對生命有所渴望之人。她沒有機會接受深奧的教育，也無從選擇出家尋道。為了生存，她不得不涉身塵世，將金錢與名聲視為立足之本，獨自撫養私生子。然而，她對生命的感知卻並未因現實而枯竭。在悉達多離開她後， 她將金籠中的小鳥放走，這既是放走悉達多，也是釋放她自己 ──她發現她跟悉達多一樣，已經獲取了太多外在的物質與名聲，而這些東西緊握在手裡終有一天會腐爛。因此她皈依佛陀，把林園也捐獻出來。她從未真正脫離紅塵──她仍有一位兒子要養──但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她試圖走向佛陀，卻只看見悉達多。然而，這一眼，便已讓她感到滿足。她更像是我們的父母那一輩，年輕人口中的「大人」，他們肩負家庭責任，沒有太多力氣去想形而上的東西，但他們用他們自己實實在在的生活，也唱出了對生命的歌詠。

如果我們假設，《流浪者之歌》的故事只是悉達多的一場夢，那麼，夢中的每個角色其實都是他內在的一部分──父親代表傳統與秩序、佛陀代表理想與智慧、商人代表世俗與陰影，而伽瑪拉則代表愛與慾望。這些元素並非彼此對立，而是在悉達多的內心交織、對話、碰撞，最終匯聚成一首完整的生命交響曲。當悉達多內在的諸多角色，各自奏響不同旋律時，一開始或許是雜亂無章的，有人搶拍，有人走調。然而，隨著曲調交織，和聲漸次浮現，最終匯流成一首遼遠而深邃的生命樂章——如同傾聽一條河流，如同聽見那創造宇宙的「唵」之聲。這便是榮格所說的「個體化進程」，亦即生命的整合歷程。悉達多的旅程，不只是個人的求道之旅，而是一場對抗內在碎裂、尋求自我完整的歷程。他不再試圖否定任何一個片段，而是學會傾聽它們，讓它們在內在找到共鳴。

作為無教會者的赫曼‧赫塞

1925年，距德文版《悉達多》問世僅三年，日文版《シッタルタ》便已由三井光弥翻譯，並由新潮社發行。當時，以德為師的日本人如飢似渴地吸收德語圈的知識，文學亦不例外。相較之下，美國的英語譯本則要遲遲等到1951年才正式翻譯出版。¹⁸ 1931年，赫曼‧赫塞撰寫〈我的信仰〉一文，在其中，他驚嘆於本書在東方世界的回響：

我有時會在散文裡表露我的信仰，更有一次，大約十多年前，嘗試將之寫進書中。那本書叫《悉達多》，印度的學生與日本的僧侶經常審視、討論其中的信仰內容，但他們的基督教同行卻很少如此。¹⁹

赫塞不無諷刺地指出，佛教徒與印度教徒似乎比基督徒更關心這本書。內村鑑三（1930年辭世）與其他日本無教會派人士是否讀過此書，或者在無教會的雜誌上有所評論，筆者目前尚未找到確切記錄。然而，赫塞的信仰與日本的無教會運動之間，確實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對照。

在〈我的信仰〉中，赫塞進一步表述：

比起這窄迫狹隘的基督教、甜膩的讚美詩、太多極枯燥的牧師與布道，印度宗教與詩歌的世界自然是更吸引人。（…） 此後我個人的信仰形式常有變化，但從不是突然間起了改宗的念頭，那些變化的想法總是慢慢地增長發展而來。我的《悉達多》，首重愛而非知識，主角悉達多拒絕教條並以萬物一體的體驗為核心，可以被解釋為對基督宗教的回歸，甚至視作是真正的新教精神。²⁰

這正是《悉達多》一書所承載的信仰。雖然通篇充滿東方宗教的語言，但其核心精神——「愛」——卻是東方傳統中較少強調，而基督信仰中特有的要素。²¹ 因此，與其說這是一本西方人筆下的東方宗教故事，毋寧視之為一則帶有東方色彩的基督教寓言。

赫塞進一步談及他對基督信仰與教會的態度：

在我的宗教生活裡，基督教絕非唯一，但仍占據主要角色，且它更傾向神秘主義的基督教，而非教會的基督教；它與一旁那以一體性為唯一信條、具印度—亞洲色彩的信仰之間，並非沒有衝突，只是不起戰爭。我的生活從未離開宗教，我也不能一天沒有它，但我不需要教會。那些因信條與政治因素而分裂的個別教會，在我看來就像是對民族主義的諷刺畫，特別是在世界大戰期間，而新教各派系無能實現超宗派的統一，對我而言總像是德意志無法團結的譴責象徵。²²

或許，赫塞的信仰立場，可視為西方世界的一種「無教會精神」。如果與內村鑑三相比，日本的無教會主義是因教會象徵西方帝國主義，而選擇拒絕加入宗派教會；赫塞則是因為見證了新教的分裂，讓他感受到人類的不團結，使他對組織化的信仰產生了深刻的厭倦。

如果我們把赫塞的信仰，當作是另外一種「精神上的無教會」在西方文化中的表現的話。那到了1960年代，這種信仰可說是在美國嬉皮文化中遍地開花，《悉達多》中生命之歌的迴響，讓無數的歐美年輕人也踏上前往東方的尋道之旅──前往印度、圖博、中國、日本──去尋找他們心目中，真正能夠滿足這個時代心靈的信仰與靈性。

如今，我們所擁有的信仰，也如同一條由無數支流匯聚而成的大河，融合著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當代的思潮與對話。該如何讓這些多樣的靈性傳統交融，成為我們自己的生命之歌？唯有傾聽與共存，才能讓我們最終體會── 這些信仰傳統並非沒有衝突，只是不起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