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路德的恐懼與平安

前言：寫在宗教改革五百週年之際

這篇文章原是我在大三那年、宗教改革五百週年期間所寫下的講座隨筆。當時的我，初次閱讀路德的文本與神學詮釋，尤其對他面對「上帝的忿怒」與「交換的恩典」所歷經的內在恐懼與靈性轉化，深受震撼。正是透過路德，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唯獨恩典」的福音不僅是一種教義主張，更是一場靈魂的掙扎與重生。也正是在路德思想的影響下，我逐漸從原先所熟悉的福音派神學觀點，轉向更具歷史意識與聖禮觀的主流宗派神學，並開啟了我後來對「教會大公性」與「信仰傳統」的長期追尋。

如今，值此馬丁路德與卡塔琳娜結婚五百週年的歷史節點，我重新整理這篇早年的筆記，再次釋出，雖感拙筆難稱成熟，但願能為今日仍在信仰邊界摸索的人，提供一些來自我個人生命經驗的見證與思路。這次刊出，我僅針對文句略作修飾，至於當年所留下的一些知識未盡準確之處，則選擇保留原貌，並於註釋中予以說明。

願路德所尋見的福音，也能在五百年後繼續與我們的生命對話。

馬丁‧路德的恐懼與平安

2017.11.30

改教五百週年的系列講座

2017年是宗教改革五百週年，各個神學院都摩拳擦掌地邀請大咖講員要大展身手辦講座，我也就有這個福氣可以參加到很多優秀的講座。由於這些講座大多圍繞在「宗教改革五百週年」這一核心主題，講題自然也多半聚焦於路德神學的傳承與對話。

「馬丁‧路德」是一個我們華人教會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熟悉是在於他是新教的始祖，所有教會史的故事都會提到他所發起的宗教改革；而陌生又是在於其實今天沒幾個人真正懂得路德神學，華人教會的神學大部分都是受到加爾文以後的改革宗與浸信宗影響，對於最古老的新教宗派──信義宗──反而不是很了解。

這一系列的講座，最早是2016年4月的時候在中華福音神學院（華神）舉辦的宗教改革五百週年系列講座，華神特別邀請德國信義宗的神學家撒拉‧威爾森（Sarah Wilson）來分享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以及改教運動的要點。¹5月時，中華信義神學院（信神）也舉辦了「路德神學」的神學營，學員還得到免費住信神一天的機會，在營隊中，台灣研究路德神學的一把手──陳冠賢教授──跟我們分享了路德的聖道觀與聖禮觀，並在最後還舉辦了一場信義宗禮儀的聖餐崇拜。2017年11月，輔大宗教系舉辦了一場名為「重現與展望」的宗教改革五百週年研討會，由天主教的視角回應改教運動為何應該被詮釋為一場「牧靈」的改革，而非僅僅是體制與教義的改革。其他像台灣浸信會神學院（浸神）和改革宗神學院（改神）也有舉辦類似的講座，但就主要是聚焦在宗教改革時期的重洗派和加爾文派，討論路德神學的部分就相對較少。

華神、信神與輔神的講座，主要集中闡述了馬丁路德發動改教運動的原因、馬丁路德心目中的教會觀與聖禮觀、以及五百年後的新教如何看待與天主教的關係等議題，這幾個講座真的讓我對教會以及聖禮的觀點完全改觀，並且透過路德的視角，我開始發覺其實新教距離天主教並沒有那麼遠，也開始能夠理解宗派教會的神學觀點。

以下我就照著「律法與福音」、「聖道與聖禮」、「分裂與合一」這三個主題，來講述路德神學對我的影響。

律法與福音

我最早對於路德的認識，是來自於大二上學期時，讀了馬丁路德寫的《加拉太書註釋》。配合著保羅譴責加拉太人「因聖靈而生，卻要靠律法稱義」的經文背景，路德講述人們多麼容易傾向靠著行律法來掙得自己的義，並想以此討上帝喜悅，但這反倒會使我們忘卻了基督福音的真理。路德寫道，重點並不是屬於羅馬教會還是屬於福音教會（路德對自己改革派的稱呼），而是「因信稱義」還是「因行為稱義」，他說在兩邊教會中，只要因信稱義的就是真信徒，反之即使被稱為新教徒也一樣是假信徒。此外，他說他相信在他去世一代之內，被稱為「路德宗」的教會就會重新開始教導因行為稱義，這不只是教會組織結構的問題，而是人心總是容易對福音偷懶的問題。

當我闔起書來抬頭看時，就發現宗教改革五百年之後，新教與天主教已經沒有差別了。天主教公開地宣揚告解、補贖、大赦、煉獄等善工的系統神學，想靠自己的方式在天主面前稱義；但其實新教的景況完全一樣，只不過新教所使用的方法更加隱晦、抽象、更加難以察覺。有多少牧師們依舊在台上指導人們應該怎麼「做」，有多少人認為服事是可以換得上帝喜悅的，有多少人以讀經禱告的次數來衡量一個人是否是「好」基督徒，有多少教會只規定外在的行為而不看內在的動機的？禍哉！滿城的偽善者，都是仗著福音之名在行律法的法利賽人。我逐漸認知到這是我受洗以來最深層的靈命危機，當我認定自己已經是基督徒，要在「成聖」的道路上越走越穩時，才發覺這種「希望自己越做越好」的預期心理，就是靈命問題的來源；因為當我的行為不如預期、無法戰勝罪惡時，我便會開始懷疑自己的信心、懷疑上帝的信實、懷疑是否是哪裡做錯了，所以就會想做更多的事情來彌補，但就導致了一種惡性循環。

當我聽到馬丁路德的故事時，他的生命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從來沒有一位聖徒的故事這麼撥動我的心弦。

路德作為中世紀最嚴格的隱修會──奧斯定會的修士，日夜都在遵守各種嚴格的禁慾條規，但他極度害怕站立在上帝面前，他說他甚至痛恨聽到「上帝的公義」這個詞，因為在上帝公義的審判之下，像他這樣內裡毫無良善的人怎麼可能不往地獄去？教會再精緻的善工補贖系統，似乎都無法承受住上帝的震怒，當我們面對如此嚴苛、不容許一絲瑕疵存在的上帝時，我們的信仰怎麼可能有喜悅與平安？路德把這樣的恐懼、不安、戰兢稱之為「律法的鞭笞」，律法所要求的，我們一項也做不到，所以律法唯一的功用就是鞭打我們，把我們趕到基督的十架下投奔福音。

不過一旦我們承認自己無能為力、遍體鱗傷時，福音卻反倒醫治、安慰了我們，從前憤怒的上帝變成了慈愛的天父。 在上帝公義的法庭上，我們原本作為被告，無法承受律法的控訴，但作為無辜者的基督，卻和我們交換了位置，使我們平白地得著了基督的義，這絕非是靠著我們自己的義所能得到的──路德說這就是一種「奇妙的交換」。

當他在《羅馬書》中讀到：「義人必因信得生」（羅1:17）時，這種奇妙的平安就充滿了他的靈魂。這種經驗實在是太過有突破性，以至於後世許多學者用存在主義、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去解析路德的心理變化。但不可諱言的是，路德神學的突出之處在於，如此對於「福音」親身體驗的描述，是過去一千五百年當中從來沒有過的。過去的教父、神學家對於福音、代贖、救恩的形上學問題，有許多的精密的神學解釋，但很少有人如此描繪個人遇到福音的景況與轉變，過去人們只是在解釋客觀上救恩的機制如何發生，但路德則是主觀的經歷到人是如何能接受救恩。²而這個經驗對於路德本人而言也太有凌駕性，以至於後來路德就以「律法和福音」的二分法去解釋聖經，他甚至相信每一段經文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詮釋。因此路德神學的一大特色就是很多二元對立的元素，像是：律法與福音、行為與恩典、我們的義與基督的義、行為的義與信心的義，在這些二元對立中，人們的景況一向都是前者，但上帝真正要賜與我們的是後者，但在二元的對立之所以能夠由前者轉為後者，就是因為基督那「奇妙的交換」，這才是真正的「福音」。

因著路德本人的經驗，信義宗對於「律法」一向都是採取比較負面的解釋，而且是附屬於福音之下的；到了改革宗的約翰‧加爾文時，才比較重視「律法」獨立的功用，並賦予其比較正面的含意；之後循道宗的約翰‧衛斯理就更加強調「成聖」的積極含意，讓我們重新看到稱義之後的信仰旅程。這些修正的確是重要的，能夠避免只以一種視角看待福音。但當今日的華人教會中，仍充滿了以行為稱義的信徒時，對於「稱義」的再認識就是有必要的。

而在信神的神學營中，有一個講題就是特別在討論，信義宗當中是否也有「成聖」的神學，化解世人認為路德沒有提過成聖的誤解。在英文當中，稱義是“Justification”、而成聖是“Sanctification”，是類似結構的字；但有趣的是，翻譯成中文後，天主教就翻成「成義與成聖」，要強調人們因著基督在「本質上」變為義與在本質上變為聖的這件事；而一般新教神學則會翻成「稱義與成聖」，強調稱義是與基督的交換，但成聖則是與聖靈協力完成的過程；但陳冠賢老師認為，在路德眼中，這兩個字應該被翻譯為「稱義與稱聖」。因為 不僅我們「義人」的地位，是因著信與基督交換地位而得來的，就連我們「聖徒」的地位，也是因著信與聖子交換地位而得來的，所以人在信仰旅程一路上都是靠著與基督的「奇妙交換」前行，而非自己的善工，這樣才能避免人們在稱義之後，又藉著「成聖」之名建造了新的善工系統。

而我想這樣的「稱聖觀」，正是現在的我最需要的一種視角，我當然知道自己在得救之事上的無能為力，無法靠自己稱義；但在受洗之後，我卻時常想靠自己的能力來成聖。這才使得我跌入這種想靠自己能力來博得上帝歡心的可悲景況中，但如果連「成為聖徒」也都是基督的工作，而沒有我自己的半點功勞，那對我而言其實是莫大的釋放，我要做的不再是堅持自己有多好，而是只需要單單倚靠基督、信賴祂福音的大能，那祂奇妙的交換工作就會發生在我的身上。

馬丁路德對於「律法與福音」、「稱義與稱聖」的這些經歷與關懷，讓我感受到正是這樣最深的「牧靈關懷」成為了宗教改革的基本動力。因此 宗教改革運動的初衷，並非為了改變權威系統、推翻教會體制、解放個人主體，或重建某種新的身分認同；它真正要做的，是要將那顆被精緻善工神學層層覆蓋、幾近掩沒的「福音珍珠」重新呈現在世人眼前，使恩典的光芒再次穿透制度的陰影，直指人的內心與救主的應許。 在宗教改革五百年後，我等也需重新思量「何謂宗教改革」，難道就只是為了脫離天主教？假若今天在新教與天主教兩個陣營中，都仍有用自己行為稱義、用自己行為成聖的基督徒時，改革的呼聲是否仍然需要被聽見？

聖道與聖禮

在接觸到路德神學以前，我未曾仔細想過「教會是什麼」這個問題，特別是從校園福音團契信主的人，許多人都是在團契中才比較認識這個信仰，教會反而是後來才去找的，所以對學校團契比對教會有更高的認同感。當教會的講道造就性不足、小組關係不好時，許多人就寧可只去學校團契，或者自己在家讀經，並不認為星期天去教會是必要的事。但在路德神學的定義中，我感受到了團契和個人讀經所不能取代的元素，就是「聖禮」。 路德說：「哪裡有聖道被正確的宣揚、聖禮被正確地執行，哪裡就有真教會。」意即教會具有「聖道的宣揚」與「聖禮的執行」這兩個基本功能，而這兩項都是維持基督徒靈命與身分缺一不可的元素。

首先是聖道，一位站在講台上的牧者，並非在講自己喜歡的故事、自己認同的價值觀時引用幾句經文就是講道。對於路德而言，講道最重要的是要「講出上帝安慰的話」，要透過福音的話語安慰被律法摧逼的信徒，而且每一句聖道都是「為我而說」的，這是馬丁路德的親身體驗。

過去他讀經時，並不覺得保羅的話安慰人，因為他感受不到保羅所說的應許與喜樂有發生在他身上。 他原本好像只是一位旁觀者，看著保羅教訓哥林多人、以弗所人、腓立比人、加拉太人；但當經歷到稱義的恩典之後，他感受到聖經中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是「為我而說」的、都是「為我而被記下來」的，救恩從客觀的敘述轉變成了主觀的體驗。 所以信義宗的牧師講道「務必要講到信徒的心坎裡」，好像「他只對我一個人講道」那樣針鋒相對。

這種對於聖道的認識也反映在路德的聖禮觀相中，在當時的天主教彌撒中，神父似乎只要對餅和杯說出咒語般的拉丁語，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餅和酒就如魔法般變成基督的肉和血，然後神父就告訴信徒：「基督的聖體，基督的聖血。」但在信義宗的聖餐中，牧師為每一個人分發聖餐時，都要對他說：「這是基督的身體，為你捨的；這是基督的寶血，為你流的。」務必要讓信徒聽到這個聖餐是「為你而設立」的安慰話語；甚至如果執事把聖餐拿去給生病在家或醫院的弟兄姐妹領受的時候，也要當場再對他們說一次，要讓所有信徒都成為聖禮的「在場者」，因為路德說：「這福音的話語是要對人說的，不是對餅說的。」

路德的聖道觀與聖禮觀是交織在一起的，所以在路德的聖餐觀當中，聖道也是關鍵的存在。「到底是什麼使得聖餐有功效？」這個問題在改教時期被吵翻天了，天主教認為重點是使徒統緒的按立讓主教與神父有施行奇蹟的權柄；慈運理和加爾文則認為重點是在信心；馬丁路德雖然也強調信心的重要性，但他認為重點是「聖道」。

他把《創世記》中創造萬有的聖道與設立聖餐的聖道作了對比。在《創世記》中：「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創1:3）因此聖道使得物質從無到有，所以當聖道成為肉身時，祂親口說：「這是我的身體，這是我的寶血。」（路22:19-20）那這就「一定是」祂的身體與寶血，沒有為什麼，這就是聖道的命令。路德還作了另一個對照，當基督以聖道的身分稱罪人為「義人」、為「聖徒」時，這就是稱義、稱聖了，人的地位就直接改變了；同樣地，基督在晚餐時如此稱呼餅和酒，餅酒的聖化就如同罪人的稱義，是立即的轉變。

路德的「信徒皆祭司」與「凡事皆聖召」的觀念也是這樣來的，他說：「上帝的道是珍寶，能使萬事萬物分別為聖。」所以當牧師對信徒訴以聖道的安慰時，信徒本身與他的工作、生活也就被聖道稱聖了；而路德的聖餐觀之所以會被稱為「同質說」（Consubstantiation），就是因為他主張「罪人同時是義人」的矛盾用詞來敘述基督徒的景況，所以「餅也同時是基督的身體」，它同時具有兩種性質存在，餅仍然是餅；而不是像天主教所主張的「餅的本質改變成了基督的身體」的「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³

而這便是路德和慈運理在1529年的馬爾堡會議中，最終因為聖餐觀不歡而散的背景。因為路德十分堅持聖道說：「這 『是』 我的身體」（路22:19a），那餅就「是」基督的身體，但慈運理卻更加重視聖餐禮文的後半句「你們要這樣行，為的是 『記念』 我」（路22:19b），因此慈運理的聖餐觀又被稱為「紀念說」。馬丁路德重視聖道對物質世界的真實改變，這是他與古代教會的聯繫；而慈運理則是以「象徵」的方式看待聖經中的話語，強調人們以信心領受才是重點，承接了人文主義基督教的路線，而路德與慈運理的分歧，便反映了新教當中高派與低派的世界觀差異。雖然後來很多神學家為著馬爾堡會議協談的失敗感到惋惜，但我覺得路德既然認為「聖道對聖餐的真實改變」與「聖道對罪人的稱義」是基於同一種邏輯，那路德的不可妥協便可以被理解了。

此外， 在傳統的信義宗聖餐崇拜中，如果有兩位牧師在場，那牧師就不可以「自取聖餐」，而是同樣由另外一位牧師發給他，同樣告訴他「這是基督的身體，為你捨的。」路德說這是因為：「從來沒有人能夠自取恩典，所有的恩典都是上帝白白賞賜給我們的。」就連牧師也是領受恩典的。 而且信義宗教會鼓勵牧者也應該要盡可能地抽出時間聆聽他人的講道，而不能只是一直扮演講者的角色，因為重點不是獲得聖經知識，而是每個人都需要他人跟他說上帝安慰的話語。而這「不自取恩典」的態度也出現在路德對嬰兒洗的辯護中，過去我比較接受福音派神學家約翰‧斯托得所主張的「受洗是對重生得救的公開見證」，所以對於重生得救之前就實行的嬰兒洗，我一直覺得是教會傳統中的一個缺陷。但路德面對當時重洗派的主張，他辯護說，我們都是恩典的領受者，而嬰兒洗便最好地呈現出了「基督在我們還沒有能力與信心時，就已經加給我們恩典」的意象，因此受嬰兒洗的人長大後便無法自誇自己何時決定要受洗的，而只能承認這恩典已經臨到他了。

而相對於路德強調「聖道是為你而說」的主觀體認，他對於聖禮──尤其是洗禮──則強調其是「恩典的客觀憑據」。 因為他深知人主觀的經驗與信心時常靠不住，他自己在因信稱義過後也很常懷疑自己是否有得救，因此他說：「於是我每天一早起來就會複習我的洗禮，告訴我自己『我已經受洗了！』（Ich bin getauft!）」

路德承認撒旦十分狡猾，時常會製造機會讓人懷疑自己的信心、經歷、決志的堅定感，但洗禮是如此客觀的恩典憑據，以至於人們無法否認自己已經受洗的事實，因此只要想到自己已經受洗，就不應該懷疑自己是否得救。

華神第二天講座最後，撒拉・威爾森給我們看了一張嬰兒服與洗禮證書的照片。她說，她出生在德國傳統信義宗的家庭裡，所以在她出生過後沒多久，她父母就帶她去領受了嬰兒洗。在她18歲生日的那天，她爸媽送給她的禮物，是她受洗時穿的嬰兒服、洗禮證書、還有當時全教會的會眾寫給她的祝福卡片。並且對她說：「親愛的，在妳剛出生時，我們就想把基督的福音送給妳，所以我們把洗禮作為妳的出生禮物，希望妳未來的日子也都能在基督裡蒙福、成長茁壯。」威爾森在演講中展示這幾張照片時，仍就激動地擦著眼淚，她說她從來沒有收到過這麼好的禮物，是在她還懵懂無知時，她爸媽與全教會的會眾就已經為她準備好了這樣的祝福。因此未來當她成年以後每當遇到生活中的困難時，她都會告訴自己：「我已經受洗了！我是屬基督的！」而她相信，這便是能夠陪伴她一生最好的禮物。

路德如此對於聖禮的客觀堅持也在他的聖餐觀當中安慰許多人。 許多人有時會信心軟弱、不知道自己是否配得領受這個恩典，但路德就說：「越懷疑自己罪惡深重是否配得領聖餐的人，聖餐正是為你們這樣的人設立的；反而是認為自己一切都做得很好配得聖餐的人，你已經不需要聖餐了。」 魔鬼在心中的話語時常會擾亂我們聽見基督的聲音，但當來到台前領受聖餐時，這「可見的恩典」便使得基督的福音無可推諉。⁴

在信神的講座最後一天中午便有傳統的信義宗聖餐崇拜，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跪領聖餐，第一次有人親口對我說：「這是基督的身體，為你捨的；這是基督的寶血，為你流的。」而講道時，台上所講的每一句話也都像是為我而說的，從來沒有聽講道聽得這麼想流淚過。我親身體驗到了，神學絕非只是神學家們的語言遊戲，神學是具有生命在當中的，能夠讓我重新認識上帝的福音、知道這是安慰人的話語、連結於祂的教會。

分裂與合一

在輔大的「重現與展望」研討會中，大會帶我們回顧了過去四百年宗教改革的紀念活動。宗教改革一百週年1617年時，正是三十年宗教戰爭的前一年，一場宗教改革最終演變成了全面戰爭；而1717與1817年時，正逢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因此當時的人們把宗教改革當作歐洲現代化的起源；1917年時則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德國信義宗就把馬丁路德塑造成一位德國民族主義英雄，後來納粹更用路德的一些反猶言論確立自身意識形態的正當性。

這五百年來，人們對於宗教改革的遺產有各種不同角度的詮釋，但卻從未正視宗教改革所帶來的教會分裂。天主教會過去就從極度負面的角度來詮釋路德，從當時的教宗良十世稱路德為：「上主葡萄園裡的野豬」開始，歷代的天主教歷史學家把路德描繪成一位精神錯亂的修士、或因為無法節制性慾而厭惡上帝的人，直到梵二會議之後，天主教才重新以正面的態度面對宗教改革所帶來的遺產。1980年代，若望‧保祿二世首度親訪路德在威登堡的修道院，並且說：「路德的思想是天主賜給全體教會的珍貴資產。」這才重新承認路德思想對於天主教會後來改革的貢獻。

路德本人的脾氣差是眾所皆知的，所以他斥責天主教、改革宗、重洗派、人文主義者的對手時都毫不留情，但 路德在神學上從來沒有認為他所建立的教派才是「真教會」這種宗派主義的看法。相反地，他認為真教會是遍布在不同教派之中那些真正服膺於福音的教會， 所以後世以宗派標誌和特定神學體系作為真教會的指標，這點路德肯定無法苟同。路德不願自己所建立的教派被稱為「路德宗」（Lutheran Church），他自己是將他的教會稱為「福音教會」（Evangelical church）。因此在德文當中「福音教派」就是新教與信義宗的意思，可惜後來英文翻譯沒有按照路德的願望，仍舊是用他的名字為教派命名，所以後來中文翻譯就改譯為「信義宗」，強調教派當中的核心理念「因信稱義」。⁵

在改教五百年後，我所聽的三場講座的講員都呼籲不該再把宗教改革的靈性資產當作新教分裂的合理化依據，而該重新思考如何把古代大公教會的傳統與宗教改革的精神重新融合在一起。在華神分享時，撒拉・威爾森教授就說她在來華神之前才剛拜訪旁邊耕莘文教院的耶穌會神父，她勸華神的師生不要只是聽一位國外的講員在講教會合一，而應該直接有所行動，找時間去拜訪旁邊的鄰居，這個提議讓大家的眼光都轉向了台下的蔡院長，讓她有點尷尬地笑。

特別有意義的是，撒拉‧威爾森教授在華神三天講座的最後一場是在講「信義宗與門諾會的和好」，這便是直接將信義宗過去的歷史錯誤暴露在陽光之下。她說過去日耳曼地區在獵殺重洗派時，有幾百人是被信義宗人士所殺害的，而且1530年時信義宗也把譴責重洗派的信條直接寫進《奧斯堡信條》（Augsburg Confession）中。後來在1980年世界信義宗聯盟（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要舉辦慶祝《奧斯堡信條》450週年的活動時，還邀請了門諾會（重洗派的後人）來參加，這時門諾會的代表才說出，他們一直記得先祖被信義宗人士殺害的事件，而這是信義宗那一方早已忘記的事件。最後，世界信義宗聯合會決定在活動中公開地向門諾會懺悔並道歉，這是合一運動史上絕無僅有的事情，門諾會主張絕對和平主義和饒恕仇敵，但第一次有敵人親自來到他們面前請求饒恕，這便讓在場的門諾會代表起立鼓掌了數分鐘之久，喜悅的淚水充斥在會場當中。

撒拉‧威爾森教授認為這是有關宗教改革講座最適當的終點：「去擁抱你們的敵人，並且請求他們的饒恕吧！」她說，這便是基督的福音對我們這些門徒的要求。

後記：信義宗在台灣的困境

我在參加完這幾個講座之後，實在是太愛路德神學了，便興起了加入信義宗教會的念頭。我覺得能若有幸能成為信義宗的牧師，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有幾次機會，我真的跑去詢問台灣信義會與中華民國信義會的教會制度，但可惜的是，台灣的信義宗有六個總會，而且各方似乎都沒有要合一的意思，這使得如果在台灣若以信義宗為基地，要推動教會合一運動十分困難；再加上台灣的信義宗教會不知為何，按牧的流程都非常久，而且有不少傳道人的按牧就被永久卡住了。教會長執尤其會審查傳道人的「家庭情況」，作為按牧的標準，陳冠賢老師說這種現象顯然是違反路德神學的，但現狀的困境便是如此。

因此我很清楚以我自己的身分，在台灣的信義宗教會中大概永遠也無法按牧，也就無法主持我所欣慕的聖禮了，但我仍舊暗自下定決心，無論未來我在哪個宗派，我都要作一位「隱匿的信義宗神學家」，以路德神學為我聖道與聖禮神學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