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台灣，我們常自詡身處於族群、價值、文化、信仰皆多元並存的社會。然而，「多元」究竟意味著什麼？在面對不同思想體系時，我們應如何理解並回應他者？至今仍莫衷一是。是文化的大熔爐，還是文化的大拼盤，抑或介於兩者之間？族群與文化的多元性已是既定現實，但我們如何在這樣的社會中安放自己，又如何學會與他人共處，仍是必須持續思索與探索的課題。

自從我成為宗教多元主義者以後，許多人難以想像同時作為基督徒與佛教徒的狀態，紛紛提出從信念到實踐的各種疑問：基督教推崇獨一造物主，佛教則主張無有造物主，那麼我究竟是否相信世上有一位主宰？基督教談論身體復活，佛教卻相信往生淨土或輪迴，那臨終之際，我該禱告還是念佛？漢傳佛教戒五辛與葷酒，而基督教聖餐卻是餅與酒，那麼領聖餐算不算犯戒？各種五花八門的疑問我都有聽過。

因此，本文將先梳理當代宗教多元主義的幾種主要理論取徑。然而，這些取徑大多仍以西方、特別是基督宗教為核心範式。我認為，在台灣這片長期多宗教共存的土地上，早已孕育出不同於西方的在地經驗與實踐。因此，後半部分我將著重討論自身田野觀察與實踐的經驗，並嘗試提出一種更適切於台灣文化脈絡的宗教多元主義建構策略。

宗教多元主義在西方的三種取徑

近代西方的宗教多元主義傳統，大致可以從宗教學、心理學與比較神學三種角度切入。 這三種學術傳統，既反映了西方人在泛基督教文化下，面對現代化與殖民經驗時對他者宗教所產生的興趣與嚮往，也成為後續學術研究的基礎。

宗教學作為一門學科，起源於近代歐洲的「東方學」（Orientalism）。19世紀以來，隨著大英帝國逐步殖民印度次大陸，梵文與吠陀聖典深深吸引了歐洲學者，當時的人文學者皆深受印度宗教文化影響。宗教學之父馬克斯‧繆勒（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更是編譯了《東方聖典》（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五十餘冊，將印度與中國的經典譯為英文並加註解，奠定了宗教學的學科基礎。繆勒期望將宗教學建構為「客觀研究宗教的科學」（science of religion），並以「比較宗教」為核心方法，提出著名的格言：「 只知其一，一無所知。 」（德文：Wer eine kennt, kennt keine.）透過比較宗教語言、神話、儀式與制度，他嘗試歸納諸宗教的共通範式，或追溯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² 因而，部分具有學術背景的宗教多元主義者，會比較習慣採用宗教學視角，同時以局內人（insider）與局外人（outsider）的雙重位置參與在多重宗教中，又避免將任何宗教體系給絕對化，以維持相對客觀的研究立場。

心理學的取徑則源於醫學。精神分析之父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透過研究歇斯底里症患者，提出心理疾病是性與身體慾望被壓抑至「潛意識」後所產生的症狀。其後，卡爾‧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進一步提出「集體潛意識」的理論，從神話與宗教行為中歸納出跨文化的「心理情結」（complexes）與「心理原型」（archetypes），認為這些深層的象徵至今仍引導著人類意識的行動。當代神話學者約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 1904–1987）延續榮格的思想，整理出「英雄原型」、「女神原型」等概念，作為解讀各種宗教神話的工具。³ 偏向新紀元運動、靈性運動或神祕學（esotericism）的宗教多元主義者，往往傾向採用此取徑，因其能將宗教神學去本體化，只保留有助於個體化與心靈成長的神話與儀式元素。

比較神學則源於天主教耶穌會的傳統。耶穌會誕生於宗教改革後，由聖依納爵‧羅耀拉（St. 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創立，為反制新教而興起。16世紀起，因西班牙與葡萄牙的海外殖民，耶穌會得以深入非洲、中國、日本、菲律賓乃至美洲進行海外宣教。依納爵特別強調耶穌會士嚴謹的學歷與長期哲學、神學的訓練，使耶穌會士成為當時歐洲最頂尖的知識份子。他們在中國傳教時對東方文化充滿興趣，將諸多古籍譯為拉丁文並傳回歐洲，影響了啟蒙時期的「中國熱」（Sinophilia）。在美洲傳教的耶穌會士，亦因同情原住民處境而反思西班牙殖民導致的文化滅絕，逐漸質疑天主教的神學立場。這段歷史脈絡下，宗教多元主義的代表人物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 1918–2010）以印度與西班牙混血身分成長，從耶穌會士成為天主教神父後，仍自認同時為佛教徒與印度教徒。他主張「對話」本身即為神學核心，拒絕僵化的教義體系，並嘗試在印度教聖典中尋找「基督」或「三位一體」的痕跡，提倡諸宗教共享的「宇宙—神—人」（cosmos–God–man）和諧心靈狀態，成為具基督教神學背景的宗教多元主義者取徑的典範。⁴

然而，從這些學術取徑的歷史發展可見，其背後仍帶有濃厚的殖民主義（colonialism）與東方主義（Orientalism）色彩。即便創始者多為「善意的學者」、「善意的人類學家」、「善意的宣教士」，仍難避免以現代化、西方與基督宗教為中心的偏向。例如宗教學傾向以「神的數量」分類宗教，卻忽略在印度諸宗教中，「神」概念的可能並非區分彼此最好的方法；榮格心理學以「基督」與「聖杯」作為自性（Self）的原型，這卻難以在其他宗教中找到對應的象徵；潘尼卡試圖將「三位一體」視為跨宗教的靈性象徵，這卻可能對猶太教與伊斯蘭教造成冒犯。 這些宗教多元主義的前行者們，很自然地將西方與基督教當作比較標準，甚至其他宗教在面對基督宗教的宣教挑戰時，也有可能主動將自身改造成更加「教會化」的形態。這種不對等性，也正是宗教多元主義實踐至今仍難以迴避的核心問題。

從肉身經驗出發的信仰

然而，若僅從上述的歷史發展來看，會讓人誤以為「宗教多元主義」是近代西方的發明與產物。但實際上，在東方世界，這種多元並存早已司空見慣，並且擁有數千年的歷史。以漢人文化為例，儒、釋、道三教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彼此調和、互為詮釋——經典互引、神祇共用、價值觀滲透——這些都不是新鮮事。在台灣的民間信仰實踐中，這種跨界的融合更是隨處可見：媽祖廟可能聘請佛教僧人主持法會；原住民的祖靈信仰中可能加上漢人式的祖先牌位；有些廟宇甚至會供奉耶穌與聖母瑪利亞的神像，讓信眾一併祭拜。對大多數民眾而言，信仰的「界線」並不必然需要被劃清。

這裡的關鍵差異在於， 通常會強調「正信」（Orthodoxy, 正統的教義）的，是宗教知識份子與制度化的宗教機構；而一般民眾更重視的，往往是「正行」（Orthopraxy, 正確的實踐）——也就是信仰如何落實於日常生活的禮儀、行動與倫理，而非教義該如何被系統化、詮釋化。 從這個角度來看，世界各地的民間信仰都充滿了正統教義眼中所謂的「迷信」。但這些被貼上「迷信」標籤的行為，其實是信徒依據自身經驗與文化脈絡所形成的「正行」。知識份子或許追求的是一種「純粹的信仰」，但回到歷史本源，所謂的純粹往往只是神話——《聖經》中的詩歌與觀念，何嘗不帶有古代近東多神崇拜的印記？佛教經典的戒律與修行方式，又何嘗不是在印度其他宗教的環境中吸納、融合而來？

因此， 「該如何實踐宗教多元主義」本身就隱含著一個悖論：從來就不存在純粹的、封閉的單一宗教。 所謂的「正統神話」，往往是宗教知識份子用來規範與控制信徒行為的權力工具，以觀念規訓實踐。但在今天，我們可以反過來——從下而上，從實踐經驗去反推觀念的建構。我感受到了聖靈，我夢見了祖先，我經驗過詛咒——因此，我去思考該如何詮釋這些經驗，而不是讓經典壓制經驗本身。

美國神學家喬治‧林貝克（George A. Lindbeck, 1923—2018）在《教義的本質》一書中，提出三種建構教義的方法論：其一是保守主義的 「認知－命題」（cognitive–propositional）進路 ，強調教義為一套客觀真理命題；其二是自由主義的 「經驗－表現」（experiential–expressive）進路 ，主張信仰源於個人對神聖的經驗，教義只是經驗的表達；其三是後自由主義的 「文化—語言」（cultural–linguistic）進路 ，視宗教如同一種文化語言系統，必須透過共同的敘事、實踐與象徵來形塑信徒的世界觀。⁵ 林貝克本人最推崇第三種，這也是當代許多非自由派神學家偏好的取徑。

然而，若將宗教全然等同於「語言」，便難免陷入某種「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的風險——這正是早先討論西方宗教多元主義三種取徑時已經浮現的問題。 既然「道」已經成為了「肉身」，那麼就不應再讓「道」凌駕於身體之上。（Since the Word has already become flesh, let us no longer allow the Word to lord over the body.） 有關對後自由神學的批判，未來筆者或許找機會會再寫篇文章評論《教義的本質》一書的觀點。

在此，筆者主張，當代的宗教多元主義在神學方法論上，就應該延續「經驗－表現」的進路，取消預設的教條與本質性的教義，而以當代的多元生命經驗重估一切神學觀念。19世紀以來的自由主義神學主張，在真實經歷信仰之前，不應預設過多的教條；因此， 經驗——而非啟示文本本身——才是人認識神聖的首要途徑。 然而，這種自由主義在當時也有盲點：它主要關注的是「普遍的人性」（universal human nature），認為所有人的經驗、理性與情感大致相同，忽略了不同族群、性別、文化與階級之間的差異。

直到20世紀中葉之後，女性主義神學、黑人神學、解放神學與酷兒神學等，才真正以不同的身體經驗與生活處境為基礎，去描繪各自的信仰世界，由此使自由主義神學的「經驗」進路真正開展為多元化的神學——不再只是抽象的「普遍經驗」，而是具體、具身（embodied）、立基於真實生命故事的多元信仰詮釋。

成為一座橋

因此，根據我的經驗，如果想在當代多元社會中成為一位宗教多元主義者，無論你原本的信仰背景為何，放下過多的預設，抱持適度的懷疑主義與不可知論態度，往往是有益的。

例如，不必緊抓著「上帝存在」這個命題不放，不妨試著去體驗——如果上帝不在，世界會怎麼樣？人生會怎麼樣？你可能會發現，那個原本以為會天崩地裂的情境並沒有發生，而世界上正有好幾億人如此生活著——你又為何不曾認真考慮過這種世界觀的可能性呢？當你體驗過「上帝不在」之後，如果又在生命中再次經驗到「上帝存在」，那這樣的信仰與從前又會有什麼不同呢？

同樣的嘗試，也可以套用在其他宗教行徑之上：為什麼不試試看坐禪？為什麼不試試看禱告？為什麼不試試看星期天不去教會？為什麼不試試看算命？從行為開始，我們嘗試不同的宗教實踐，再逐漸轉換思考模式，並將其融入生活之中。在這過程裡，你永遠有權保留自己的判斷。事實上，即便看似信仰同一個宗教，每位信徒也是用自己的方式去經驗、歸納、並形成信念。

有人會問：如果不同信仰中的體驗與歸納結論互相矛盾，該怎麼辦？需要整合它們嗎？我的想法是——看個人需要，但並非一定要整合。畢竟，我們在出生前並沒有先填好人生表格才被允許降生；我們並不是先掌握了「正確的活法」，讀完所有哲學書，才去上學、戀愛、工作。我們的人生本就是邊活邊整理的，而信仰何嘗不可如此？⁶ 我們可以傾聽各大宗教歷經千年的知識份子所整理出的信仰體系、神學架構、人生觀，但不必全盤接受。 因為，真正活在這具肉身裡的，是你自己——而只有你，能為自己的生命負起全責。

以上所談，或許會讓人誤以為信仰是一種極端個人化的選擇——像是一場自助式的靈性消費，在私領域中自由拼湊屬於自己的信仰拼圖，卻與公共場域、社群生活漸行漸遠。當今許多靈性運動確實如此，信仰被包裝成個人化的心靈產品，從公共生活中抽離，最終只剩下「我」與「我的靈性」。

然而，筆者深信，真正的信仰絕非如此。 真正的信仰必然關乎公共、關乎社群、關乎整個世界與全人類的共同命運。 因此，宗教多元主義者的嘗試與多重身分的取得，不應僅止於個人的靈性探險，而應成為一座座橋樑，讓不同信仰之間有機會對話、合作、共融。

一個封閉的信仰社群，往往難以自我更新，更無法找到世代交替中所面臨的根本解方。許多困境的出路，或許正是在與另一種信仰、另一種價值觀的人群交流之後，才能被看見。因此， 搭橋不僅是一種社會連結的行為，更是一種帶有先知性質的行動——它為宗教在當代社會重新煥發活力、承擔公共責任，開啟了改革的契機。 以是故，具有多重身分的自我認知，是實踐宗教多元主義的關鍵。一位田野型的宗教多元主義者，必須願意花時間深入不同的信仰社群，在其中成為局內人——唯有如此，才能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之間架起真實的橋樑。

在現代的多元社會中，多重身分並非例外，而是常態：人們可能在血緣上是混血，某些國家允許多重國籍，許多人是多語使用者——我們的身體、經驗與語言，本就具有多重性。既然如此，為何唯獨宗教身分必須擁有排他性？當我們學會並置與轉換多重視角，就會發現，這樣的生命狀態其實再自然不過。它不僅不是矛盾，反而是一種豐富——一種足以連結、翻譯、交織不同世界的力量。

我的奧德賽之旅

中國宗教對話學者王志成在《和平的渴望：當代宗教對話理論》一書中，將第一篇題為〈導論：我的精神奧德賽〉。所謂「奧德賽」（Odyssey），原本是古希臘荷馬史詩的後半段，描述英雄奧德修斯在戰爭結束後，與同伴踏上歸鄉之路，卻一路遭逢風暴與試煉，命運多舛，但始終以回家為目標。王志成教授以此為喻，形容自己在接觸各種宗教多元主義流派時的生命經驗——既充滿曲折，也蘊含堅持與盼望。⁷

或許，這正道出了許多跨宗教探索者的心聲。離開熟悉的信仰港口，踏上多元的航程，我們也許會被新的思想吸引、被陌生的風浪考驗，但那份尋找「屬於自己之家的信仰」的渴望，始終推動著我們前行。

自2020年離開神學院後，我就放棄了基督教對於真理的獨占性，也就此展開了我自己精神奧德賽的探索旅程，尋找自身生命的答案。回顧至今，這段旅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尋找

一開始我大概花了兩年時間，主動接觸台灣的各種宗教——佛教、道教、民間信仰、巴哈伊教、摩門教、天理教……在這段期間，我透過參與各宗教的活動，觀察各宗教的共同點，例如它們或多或少都認為自己擁有最圓滿的真理，卻對其他宗教知之甚少；它們通常也有各自的傳教策略與宣傳方式。這一階段，我試著以開放的心態體驗，但也意識到並非「什麼教我都能相信」，真正適合自己的信仰與團體，仍需與我的性格、價值觀相契合。

在這個階段我嘗試做的事情，是錄製一個Podcast《流浪者之聲》來收集各個類型的流浪故事，並開設線上的「宗教史讀書會」，透過分享我自己閱讀心得的方式，來督促自己去認識不同宗教的宗教史。在這個階段，「流浪者」成為了我的認同標籤，雖然在哲學上想過很多種不同的可能性，但比較缺乏的就是實踐的群體，比較像是自己一個人點著一盞油燈在暗夜中獨旅。

第二階段：皈依

隨著深入接觸，我逐漸感受到佛教在某些生命課題上，為我提供了基督教無法解答的回應。然而，基督教在我生命中仍佔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最終，我選擇在皈依佛教，參與法鼓山2022年9月的皈依大典，但也同時保留基督徒的身分——這並非搖擺不定，而是承認兩種信仰在我生命中同時發揮作用。

這個皈依身分的選擇對我而言至關重要。許多人或許會認為，保有一個宗教信徒的身分就已足夠，其他宗教大可參與實踐，卻不必正式皈依。然而，在我認識佛教的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自己原有的基督教信仰，是一個深受現代化與西方化影響的優勢宗教。 若只是以「友善的基督徒」身份看待佛教，幾乎無法擺脫文化殖民的視角。因此，我選擇成為局內人，從「我們佛教徒」的角度回望基督教，才發現，那些原本在基督教史研究中令人振奮的宣教故事，在另一個視角下，卻可能被視為外來威脅的象徵。 到了這個階段，我成為正式的宗教多元主義者，嘗試著維持兩個宗教徒的身分與信仰實踐，並且每當認識新的東西時，就會同時拿兩副不同的濾鏡來看，自己和自己進行「宗教對話」。

第三階段：造橋

面對信仰時，人不該只是被動的接受者，更是主動的改造者。一個信仰社群的面貌，可能會因為你我的加入而悄然改變。因此我一直希望能加入一個活躍的佛教社群，但嘗試了幾個道場之後並沒有很順利。2022年9月就讀研究所之後，開始要找論文研究主題，當年年底，我們台文所到宜蘭的慈林基金會進行參訪，在那次參訪中，我看到了一張照片，是林義雄先生、昭慧法師和長老教會的牧師在進行反核四的遊行，人間佛教、社會參與、宗教交流這幾個元素的交會吸引了我，當下我就決定碩士論文要研究昭慧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與實踐，依此來深入認識台灣佛教。

在研究昭慧法師與弘誓學院歷史的過程中，讓我逐漸看到了一個信仰社群建立的過程，如何連結社會各界的願力，讓許多美好的願景成為現實。而法師們也十分尊重我宗教多元主義者的身分，這在台灣任何其他的宗教社群，都是很難以想像的事情。因此在去年（2024年）4月，我在佛教弘誓學院受了菩薩戒，也因此認識了其他一同受戒的青年學友，由此展開一起成立弘誓青年會的旅程。⁸ 去年暑假舉辦的第一屆性別營，也讓原本只在我們心目當中宗教交流的畫面成為現實。

在基督教方面，我雖然沒有固定參與聚會的教會，但仍舊會定期到衛理公會帶青年團契的讀書會，算是保留著情義。去年年底，我因拜讀廖本恩的作品而得知無教會主義的歷史，驚覺到即使沒有固定聚會，也是可以繼續發展信仰與神學，進而也和幾位基督徒的朋友決定成立《無境界者》雜誌。我開始以自己的方式去打造開放的佛教社群與基督教社群，嘗試成為佛教與基督教之間的橋樑——促成對話、開啟傾聽，讓彼此能透過我與我所在的社群，聽到來自另一端的生命迴響。

在我的跨宗教探索歷程中，昭慧法師與佛教弘誓學院的開放性，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去年暑假，弘誓學院舉辦了第一屆性別友善自在營，一開始就立下跨宗教的宗旨，營造出一個不同信仰背景的人能夠彼此傾聽與交流的空間。在營隊中，隊輔曾櫳震、吳國源後來成為我與人共同創辦弘誓青年會的中流砥柱；而學員梁晴朗、邱詠恩，則成為《無境界者》雜誌的另外兩位編輯。可以說， 《無境界者》雜誌正是藉由這段道場的緣分而生長起來的團契——一個因跨宗教相遇而萌芽，並持續拓展對話與合作的平台。 正因有了法師們率先搭建的橋樑，我們才能在這條橋上相遇，建立友誼，並繼續在不同信仰之間搭建更多的橋。

走筆至此，可以見得，我們的社群、平台與旅程都仍在初始階段，未來的方向尚未可知。然而，從尋找、皈依到搭建社群，我們所嘗試的，正是探索在台灣這片土地上，如何讓宗教共融與宗教多元主義成為真實可行的生活方式。或許，這座橋還很新，但它已開始讓不同的信仰之間，有了相遇與同行的可能。

所以如果現在的階段要回答一開始的那些問題：有關於兩個宗教在形上學、生死論、戒律之間的彼此相異之處，該如何調和呢？我的回答是： 我們正在做一件新的事情，正在航向一趟新的旅程，面對矛盾之處，或許可以共存，或許應該找到新的解決方法，但生命自會找到它的出路，這些矛盾本身不該成為阻擋我們繼續前行的藉口。

而我的奧德賽之旅，也遠遠尚未結束。可以預見，佛教同樣是一個高度系統化、知識體系化的宗教，因此，即使皈依佛教，我依然能運用某種系統化神學的思維，去比較並對話基督教與佛教。然而，更進一步地思考，當面對民間信仰或原住民信仰時，情況或許完全不同——它們可能連清晰的神學論述都尚未建構，這時又該如何抵禦系統化宗教的侵蝕？而它們的生命活力，又是從何而來的呢？我的生命有限，不可能遍歷所有宗教，但我願意保持一種開放的可能性，承認自己仍會改變，並且在未來的旅程中，迎接生命所帶來的新事物。

結語：我們必須學會共生

那麼，為什麼我要堅持走這樣的一條窄路呢？明知這條路上或許關注者寥寥，我仍願意前行。王志成教授在《和平的渴望》序言中有一段話，我覺得說得極好：

我試圖找到我的或者我們的居所。
在我靜默之時，同時感到內外的混亂和有序。有人說，我們一定能感受到「不和諧的和諧」。我現在還不能說。我感到，我們的世界需要「我們」一道合作，否則是沒有前途的。人、宇宙和超越不是分離的，而是相互聯繫的，甚至是不分你我的。這樣的思想在以前也有人直覺到並以智慧的方式告訴我們。（…）
我們無須把宗教設想為超越我們的東西或對象。宗教的命運就是我們的命運；同樣，我們的命運也就是宗教的命運，如果從宗教史和比較宗教的角度看我們的宗教，我們就會認為宗教和我們人的命運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無論如何，我們都有必要生活下去，也有義務處理好宗教間關係。⁹

在一個多元社會中，如果我們真希望多元性與民主得以延續，就不可能忽視宗教對公共生活的深遠影響。我們彼此的信仰，究竟是帶來更多的友誼與連結，還是製造更多的敵對與隔閡？

我很喜歡二二八共生音樂節用「 共生 」一詞來詮釋轉型正義。 無論過去有多少仇恨與誤解，未來我們都要在同一座島嶼上繼續生活下去，不是嗎？ 如果是這樣，我們豈不更應該為過去的傷痕做些什麼？

同樣地，無論各宗教的起源、神學與原貌如何，我們如今共同生活在這座小小而多山的島嶼上，是否也能多做一些努力——讓彼此不僅能共存，更能共生，並攜手塑造一個共同而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