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被遺忘的教會

自從我高三時，讀了斯托得的《心意更新的教會》一書，便開啟了我的教會探索之旅，我時常在思考──教會，在上帝的心中，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群體？

進入歷史系後，我嘗試從歷史的長河中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斯托得說， 一個合神心意的教會，即使被迫害，也絕不會被消滅， 因為基督已經宣告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她。」（太 16:18）但我不禁懷疑：這真的是普遍的真理嗎？於是我開始尋找例外──那些似乎「被上帝遺忘的教會」。

最先吸引我的是唐代的「景教」，她屬於聶斯托里派（Nestorianism），曾在中國繁榮一時，還留下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後來卻在滅佛運動中被牽連而銷聲。若連教會都能在歷史中消失，那麼上帝的應許又該如何理解？

追尋的過程中我發現，這些被新教稱為「異端」的教會，其實並未被歷史完全抹除。聶斯托里派，又稱東方亞述教會（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 公元 431 年以弗所大公會議時，敘利亞神學家聶斯托里（Nestorius, 386-451），因為拒絕稱呼聖母瑪利亞為「誕神者／上帝之母」，而被逐出教會，連帶著說東敘利亞語（或稱亞述語）的教會也分裂了出去，之後就獨自在波斯人與阿拉伯人的統治下艱難生存。 ¹但在中世紀時期，總部位於兩河流域的東方亞述教會，即使在異教統治者的監管下，依舊將整個亞洲都當作她的牧區，派遣宣教士在波斯、印度、蒙古草原，甚至到唐朝的中國千里傳道。唐朝滅亡後，景教退回草原上，等到蒙古人席捲亞洲時，又再度進入中國，被時人稱為「也里可溫教」，²並與當時的天主教、東正教都有互動。這些教會後來因為各種迫害而消失、或成為無足輕重的小群，但這些史籍當中曾經有過的見證，已經讓我感到深深地震撼──原來基督的身體，遠比我以為的要廣闊得多。

1994 年，東方亞述教會與羅馬天主教在經過了數十年的神學對話後，確認了千年之前的異端判定其實是一種「詮釋上的誤解」，而非在基督論上根本的分歧，因此雙方簽署了 《基督論共識宣言》（Common Christological Declaration），³重新將彼此看作基督的肢體。但大多數新教的神學教育與宣教培育，壓根不在乎這些歷史進展，他們只在乎「自己的福音」能夠廣傳。

這一發現動搖了我原本的神學自信。我開始意識到， 福音派對「真教會」的理解其實非常侷限，她忽略了那些被歷史壓抑、卻同樣為基督作見證的群體。 當代華人教會仍然喜歡沿用殖民時期的神學地圖，把福音想像成「從西向東傳」的單線歷史，而不願承認──在廣漠的亞洲大地上，早已有一群信徒走過同樣的十字架之路。

從那時起，我心裡開始出現一個新的問題： 如果這些教會並未離棄基督，只是被遺忘，那麼我們這些自稱合乎真理的人，又該如何面對這些被歷史遺忘的弟兄姐妹？

教會傳統小組

台大是個充滿著各種有趣的人∕怪人的地方，而台大光鹽社作為台大最大的基督教社團，也是充滿了各種不同神學立場與信仰實踐的小團體。團契中有位社工系的學長王彥軒，他原本是傳統浸信會的基督徒，來到台北之後便四處尋訪各種不同的教會，後來竟被聖公會的傳統與禮儀所吸引，變成了光鹽社中教會傳統的推廣大使。

在我入學後沒多久，他和幾位校內外對教會傳統有興趣的朋友，共同成立了教會傳統小組，知道我對教會歷史有興趣，他也邀請我一起參加。小組一開始的幾次聚會都是在一位學長家，小小的房子裡堆滿了各種書籍，要穿過多瑪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與《哲學大全》，才能來到討論的桌子。每次聚會，大家都會先決定下一次的主題，然後便按照各自的領域與專長去查找相關的資料，聚會時再進行介紹與討論。探討過的主題有：主教制、聖母瑪利亞、聖餐禮、聖徒崇敬、聖像、牧者服飾、禮拜程序……等，最後彥軒會擺出他珍藏的基督聖像，點上蠟燭，大家在燭光中用泰澤詩歌進行晚禱。

那幾次晚禱時，在反覆地歌詠聲中，我盯著基督的聖像，心中卻在進行著激烈的神學論辯。我心想，如果是斯托得，他會同意在祈禱中使用聖像嗎？但這些傳統的初衷，不就是為了要讓人更加親近基督嗎？後來我有了一個暫時性的結論──如果使用聖像能增進一個人的信心，那這樣就是多多益善；反之，如果使人的信心跌倒，那這樣就應該被禁止。所以在福音派教會中，我們不該使用聖像；但在東正教的崇拜禮儀中，這則是不可或缺的傳統。 切莫以自身之傳統，評他人之是非。

正是在教會傳統小組中的討論，讓我認識了基督教完全不同的另外一面。教會傳統如同裝著福音珍珠的寶盒，如果我們只顧著裝飾寶盒，反而使其光澤遮蔽了福音的珍珠，那這樣還不如不要這個寶盒，這正是宗教改革所提醒我們的事情；但若我們運用得當，寶盒反而可以讓珍珠的光澤更被世人所看見，因此 傳統本身可以說是一個中性的東西。 在聖公會的歷史中，就有區分所謂的「高派教會」（High Church）與「低派教會」（Low Church），前者希望能盡可能地親近、保留中世紀的傳統；而後者則認為過度強調傳統有違宗教改革的精神。

教會傳統小組的成員後來也變得越來越多元，因著成員們的介紹，我開始有機會去參與聖公會的禮儀、天主教的彌撒、東正教的洗禮、衛理公會的泰澤祈禱，大大地開了眼界。

我大二時，選修了社會系黃克先教授的「宗教社會學」，這門課對我後來看待宗教的視野影響很深。在課堂上，老師導讀了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他說傳統宗教強調「神聖」在世間的臨在，因此會使用各種人事時地物來作為與神聖者的中介，例如：透過聖人、聖髑、聖地、聖像、聖禮、神聖節期、聖職人員……等事物來與上帝進行連結；但在宗教改革之後，清教徒（Puritan）尤其強調「唯獨聖經」與「唯獨信心」，將上帝放回到了天上，只憑個人的信心與其對聖經的解讀來維繫與神聖者的關係。因此，一位清教徒銀行家，如果去掉了他對上帝的信心，那他生活的其他面向也都無須改變，就能無痛地轉變成一位世俗主義銀行家。因此 現代世界的「世俗化」與新教的「去神聖化」是有邏輯上的連貫性的。

帶著這樣的視角，當我參與越來越多傳統教會的活動時，便感覺基督新教真的是人類宗教史上的怪胎，它是一個「最不像宗教的宗教」。有很多牧者喜歡宣稱「基督信仰不是一個宗教」，將「信仰」視作純粹倚靠理智的活動，排斥著各種被視為「太過宗教」的事物。

彥軒常說，他覺得 透過禮儀進行崇拜，便是透過身體五官的各種感受來崇拜──眼看聖像、耳聽聖言、手摸聖水、鼻聞薰香、口嚐聖餐──它能讓我們全身心都投入到上主的創造之美當中，自然地產生敬畏。 我們小組當中的許多成員，便是因為受不了了太過冗長的講道，或者不堪強制要人興奮的敬拜讚美，因而投入傳統禮儀的懷抱。但我倒是都滿能夠適應的，高派與低派的風格我都願意去嘗試與接受。

我唯一不能接受的便是──自以為是的本位主義。

亞巴郎的出走

貫穿我大學時期，我始終認為上帝給予我的使命，是要使新教徒重新認識「景教歷史」與「亞洲基督教史」，但我發覺卡在我面前的大山，便是新教徒對傳統教會莫名的誤解與敵意。有次，我認識了一位從泰國回來述職的宣教士，他說他也是在神學院與宣教工場教教會歷史的，因此我很興奮地跟他談起中世紀教會史。沒想到他一本正經地對我說：「中世紀？中世紀沒有教會史啊，那時的天主教都是拜瑪利亞的異端。」我十分震驚，像這樣的人，未來還會教出多少仇視傳統教會與忽視教會歷史的牧者與信徒？

在許多新教徒的信仰教育中，似乎已經被培養出了一種「天主教恐懼症」，「像天主教」本身就成為了教會墮落的象徵。 當我跟他們提到東正教、東方正統教會、東方亞述教會時，他們第一時間的反應往往是「但他們使用聖像是偶像崇拜」、「他們也在崇拜瑪利亞」、「他們怎麼也跟天主教這麼像」。這些新教徒，從事神學教育、宣教工作、教會復興，也大多只關心自己的堂會、教派的增長，但上帝豈是你們一家專屬的？基督的身體中只有你們教派才重要嗎？

因此我逐漸意識到， 要讓新教徒願意去認識傳統教會，「天主教」這個門檻是第一個需要被跨越的。

在我升上大三時，光鹽社的學長姐希望找我擔任「福音總」，因為他們覺得我對傳福音有熱情，但我婉拒了他們，並告訴他們我有更重要的任務要去做。我不能只是口頭上希望人們多去認識天主教，自己卻對天主教一知半解，因此我決定離開台大光鹽，去台大光啟社──台大的天主教社團──聚會。⁴他們進一步問我說，那這樣我是否會變成天主教徒呢？我是否還有打算回來光鹽？

對於前方的路我並不知曉，但有一節經文當時確實激勵了我：

因着信德，亞巴郎一蒙召選，就聽命往他將要承受為產業的地方去了：他出走時，還不知道要到那裏去。

──《希伯來書》11章8節（天主教思高本）

天主教把呼召（Calling）翻譯作「召叫」，我覺得非常生動。 當天主召叫亞巴郎（新教作亞伯蘭）離開他的家鄉，離開他一切熟悉的人事物時，他並不知道旅程的終點在哪，或甚至這趟朝聖之旅是否有終點；但天主召叫了他的名字，並叫他出去，他便毅然決然地走出去了。 台大光鹽社、校園福音團契、福音派是我熟悉的家，但當天主召叫我離開此地，前往陌生之處尋找祂時，我便不得不遵命。

帶著這樣的使命感，我來到了台大光啟社，化身成為一位問題寶寶，對於他們的彌撒禮儀細節、生活習慣、對聖經的看法、對教會的看法、宣教方式……種種都感到好奇。參與光啟社之後，我對天主教的印象不是傳統，反倒是「多元」。在教宗庇護的大傘之下，這個大家庭中有想要復興拉丁彌撒的團體、也有提倡同志權益的組織、靜默祈禱、爵士彌撒、聖體朝聖活動、世界青年日、十架苦路、神恩復興運動……很難想像這麼多不同的「傳統」可以同時並存在同一個教會中卻不致分裂，在這方面的確可以看到天主教的「大公性」與「現代性」。

在光啟社待了一學期之後，我覺得從中已經學習到了不少東西，也已經知道了認識天主教資源的管道。我躁動的心就又開始在想，華語教會其實對長老教會也有滿多陳見與誤解的，認為他們是新派、自由派，又太過政治化。因此我寒假換成去參加長老教會的神研班（大專聖經神學研究班），在小組討論時作為捍衛聖經權威的「華語教會保守派」，依舊跟組員討論得很開心。大三下時，我也改去參加台師長青，⁵聽著他們聚會內容在講台語復振問題、重機上國道的議題、成功神學的問題等「實踐性」的議題，跟光鹽社動不動就查經聚會、神學講座、福音茶會真的滿不一樣的。

到了大四上，我希望在新學期再去認識一個新的教會傳統，因此參與了台大的真耶穌教會社團──台大信鴿社。真耶穌教會也是我們在社區中就會看見，卻未曾踏入的教會，有些人認為真耶穌教會是異端，因為他們不承認三位一體，並且是奉「主耶穌」的名施洗，而非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針對這些問題我都有詢問過他們。

對於「三位一體」，他們不喜歡使用「三一真神」這類的名詞，認為這是後世人們創造的詞彙，但在結論上，他們依舊承認聖父、聖子、聖靈在位格上的分別和神性上的統一，其實與一般教會的認識沒有太多出入。至於他們只「奉主耶穌的名施洗」，是因為這是在《使徒行傳》中多處出現的教導；而「奉父、子、聖靈的名施洗」則只有出現在《馬太福音》28 章 19 節一處而已，所以他們認為前者才是應該被遵守的教導。此外，真耶穌教會除了洗禮和聖餐禮以外，還有「洗腳禮」，他們主張這是因為在《約翰福音》當中，耶穌也吩咐門徒「應當為彼此洗腳」。

這些論據我聽起來覺得也有一番道理，如果真的要否認過往的傳統，從聖經中重新創造出新的傳統的話，那的確就會有新的詮釋，而這難道不也是一種基於聖經的詮釋嗎？

真耶穌教會的成立，最早是北京的一些中國基督徒受到美國五旬節派宣教士的影響而自立的，因此在其中也留有早期靈恩運動的痕跡。有次，我請信鴿社的成員帶我去參加他們週六的安息日聚會，他們也是用台語講道，但許多用詞跟長老教會不同。講道完後，他們就開始祈禱，主領者高喊「奉主耶穌的名」，然後會眾就開始方言舌語齊出，搭配著手勢、動作，越喊越賣力，我身旁的朋友也閉起眼講了一堆我聽不懂的話，現場的聲音彷若颳大風一樣，莫約過了五、六分鐘，才如浪花退去一樣逐漸減弱，接著主領者高喊一聲「阿們！」之後，全場就又恢復安靜。然後大家就像沒事人一樣散會、交際。但我卻嚇得不輕。聖靈在這裡的工作，還真猛烈啊！

話雖如此，但我始終認為一位具有大公胸懷的基督徒，也不能忽視歷史上小派教會的貢獻與精神。那時我常開玩笑說，很多福音派基督徒或許願意跑到地極去宣教，卻不願意擁抱就住在他家巷子口旁的真耶穌教會信徒。

普世運動／大公運動

不知不覺之間，我發現我並非只是喜歡古老的、傳統的事物，各種原本和我認知不同的新事物，我都有興趣去認識。歷史學的訓練使我能把我認識到的新團體與新傳統都排到時間軸當中，就像地質學家在研究不同地層化石的特色一樣。我進到不同的教會團體中，經驗他們保留下來的傳統，就好像是與不同時空的基督肢體相遇，也讓我看見， 聖靈在每個時代、每個文化中都有留下祂的蹤跡。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新教還是舊教、自由派還是保守派，聖靈都能夠使用其中的傳統指向基督。

但在現實當中，諸教會之間卻通常習慣抱持著偏狹的眼光看待彼此，成天指責彼此的不同之處，不過我們卻很少願意花時間來了解彼此。我在台大的幾個不同的基督教社團當中遊走，最強烈的感受就是，他們真的很少願意了解彼此。大四下，我回到了光鹽社和大家一起畢業，但這時我才發現，有些地方我已經難以認同與融入了。我像是一位回國述職的宣教士，在外地我看到覺得要緊的事，我家鄉的弟兄姐妹根本難以感受到，這讓我發覺我好像同時既在多處為家，但又哪裡都不是我的家。

在歷史上，前線的宣教士也往往是最常迫切感受到教會合一重要性的角色。過去兩千年，教會因為各式各樣的神學論爭、政治鬥爭、意識形態對立而發生了無數次的教會分裂，但因為大家各自都窩在自己的領域之內，想像著自己這派是上帝支持的一方，所以普遍缺乏跨出去與他者互動的動機。但在經過了 19 世紀的海外宣教運動之後，前線的宣教士發現他們無法跟皈信者解釋，為何信奉同一位基督、讀同一本聖經的基督徒，需要分成各宗各派，並這樣彼此攻奸，基督肢體的分裂便是最糟糕的見證。因此在 1910 年的愛丁堡世界宣教會議上，「 福音廣傳必須要先教會合一 」成為了大會上眾多宣教士的共識，由此啟動了呼籲歷史教派和解的 「普世合一運動」（Ecumenical movement）。

1948 年，普世派（Ecumenism）成立了「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簡稱普世教協）以推動普世宣教與教會合一，它也成為現今最重要的世界基督教組織。1961 年，東正教加入普世教協；東方亞述教會與多數東方正統教會也都是其成員，羅馬天主教則是觀察員。天主教有自身的合一策略，是由宗座促進基督信徒合一委員會主導的，而 Ecumenical movement 在中文天主教界則被翻譯為「大公運動」，主要是希望與歷史上的「大公會議」與「大公教會」進行連結。⁶

在台灣基督教界，到目前為止，只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普世教協的積極成員，⁷因此他們有時也會用「普世派」來形容自己的神學立場；我們教會傳統小組的成員們，則大多因為對天主教傳統的親切感，以及對歷史上整體大公教會的情壞，愛戲稱自己是「大公派」，強調我們比普世派更多了關懷教會傳統的向度。

但台灣教會普遍對「普世運動∕大公運動」感到陌生，甚至排斥，原因何在？

唯愛主義

在我就讀台大歷史系的時候，學士論文是大四的一門選修，你可以選擇不寫論文，把學分修完就好，也可以選擇將論文寫作作為畢業學分的一部分。經過了一年多的出走，我對於自己的神學認同感到徬徨，很想知道福音派到底是怎麼在台灣興起與發展的。因此我就以「 福音派運動在台灣基督教中的起源與發展 」為題，來寫我的學士論文。⁸

彼時，曾慶豹老師出版了《約瑟和他的兄弟們》一書，書中將長老教會比喻為《創世記》中被陷害的約瑟，而其他的華語教會則是陷害他的十位兄弟，透過引進美國基要派反共的論述，將長老教會與普世派打為「共黨同路人」，而 1965 年的「長老教會一百週年慶」活動，則變成了政府開始對普世派重拳出擊的導火索，也成為了約瑟染血的彩衣。⁹

書中提到許多與黨國基要派相關的名字和機構，對我而言都歷歷在目，這些不就是從小陪我長大的教會報刊、出版社、聚會場地嗎？我又想起在我的教會副堂，就掛著一幅「蔣公用籤」字帖，上面寫著「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不禁感到悲從中來。難怪「教會合一」在台灣似乎是個禁忌的話題，而教會長輩也多半不願提及教派之間的爭議歷史。 人們其實並沒有忘記，只是害怕想起來。

有了這個線索之後，我的論文也就不難寫了， 這些華語教會，後來發現「基要派」這一標籤在美國已經逐漸臭掉，就搖身一變變成了「福音派」，紛紛成立以福音派為名的神學院、宣教機構、出版社，但骨子底仍是延續了基要派「失根、反智、反歷史」的意識形態，對長老教會、天主教會、普世合一運動的厭惡也就被繼承了下來。

在這段充滿意識形態吶喊和政治鬥爭的歷史中，書中寫到浸信會的周聯華牧師（1920-2016）時，卻展現出完全不同的筆調。在我收集資料時，我借了《周聯華回憶錄》來讀，卻感動地重複看了好幾遍。
周聯華是外省基督徒，1950 年代才來到台灣，之後就被蔣宋美齡看中，成為士林凱歌堂的講道牧師之一，因此外界有時稱他為「總統牧師」，但他自己卻很討厭這個名號，他認為他是任何一種人的牧師。他正是在戒嚴時代最堅定的普世派之一，身為外省牧師，他堅定保持與長老教會人士的關係，因而上了國安局黑名單；身為新教牧師，他卻認為與天主教的合作至關重要，因而被其他教會詆毀；他也因為不願表明與自由派劃清立場，而在神學院中被刁難。 然而這一切他都認為是促進和平之事，是為了基督做的。

解嚴之後，他覺得面對台灣人過往的苦難，教會必須要做點什麼事情。因此在 1990 年 2 月 28 日那天，他與長老教會的翁修恭牧師（1927-2017）在浸信會懷恩堂舉行了「 二二八平安禮拜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這是他這一輩子所主持過最有意義的一場禮拜。
周聯華在回憶錄中提到，他願意為所有族群、階級、文化的人傳講基督，並在各式意識形態的分裂中從事和平的工作，是因為他在青年時代遇到的老師徐寶謙（1892-1944），以生命的見證讓他認識了基督教與「唯愛主義」（pacifism，現譯和平主義），從此他便將此信念奉行一生：

唯愛主義不再是一個流行的傾向。它是和平的、非戰的、不鬥爭的。也許因為我成為基督徒的時候，正是唯愛主義最盛的當口，也許因為影響我最深的是徐寶謙老師的緣故，也許因為促成我人格轉變的是甘地，也許我本人的個性就是如此；我是屬於「唯愛」的。生平不與人爭論，不與人吵架，更沒有與人出手打過架。我寧願退一步，以達到「和平」相處與共存的景況。 ¹⁰

在寫論文的那一年，雖然周牧師已經回天家，我無緣親自見到他，但我訪問許多牧者和神學院老師時，他們一提到周聯華牧師，都不約而同地講到他那充滿愛、愛好和平、不畏強權的性格，因此他也成為了在我心目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台灣基督徒。

隨著論文完成，我似乎也用這段歷史書寫安頓了我過往對福音派的情懷。而上主對我的召叫也變得益加明確── 我願效仿周聯華牧師，成為一位唯愛主義者，在台灣教會中繼續從事教會合一與促進和平的工作。

真福紐曼之路

在我大學畢業的那一年，彥軒建議教會傳統小組可以選一位聖人來為小組取名，並作為小組的主保聖人。彥軒自己提案「諸聖」（All Saints），因為這樣既包含了所有聖人，也包含了所有教會的傳統；另一位成員呂子容則是提案「聖若望二十三世」（Sanctus Ioannes PP. XXIII, r. 1958-1963），因為他是開啟天主教第二次梵諦岡大公會議的教宗，正是他開啟的改革讓天主教的傳統重新活了起來，因此我們小組也可以說是延續了梵二的精神。

我則是提案「真福紐曼樞機」（Blessed 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他原為英國聖公會牧師，十九世紀中葉領導了「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又稱「盎格魯大公運動」（Anglo-Catholicism），旨在重新尋回聖公會的歷史根源與教會傳統，並成為後來高派聖公會的精神基礎。在此過程中，他遭受許多批評與誤解，而在閱讀紐曼書信時，我彷彿也能感同身受那種「難以被自己自幼所屬教會理解的痛苦」。1845 年，紐曼改宗天主教，也將他對於「 教會傳統是活的、會變化與發展 」的觀點帶到了天主教中，並被教宗冊封為樞機。他的思想後來對梵二會議的傳統改革也帶來很重要的影響，因此這個會議也被稱為「紐曼會議」。2010 年時，他被教宗冊封為「真福」（Blessed，天主教中聖人的前一階位）。我的想法是，紐曼的生平跨越了新教聖公會與天主教，並對兩邊的教會都有貢獻，因此可以將他視為當代大公派基督徒的一種精神象徵。

後來，「諸聖」與「真福紐曼」的票數是相同的，大家也覺得兩者的想法都很好，因此小組名就改為「諸聖與真福紐曼小組」。

2019 年 10 月 13 日，真福紐曼被教宗方濟各冊封為「聖人」，我們小組也在線上歡呼了一番，並順勢改名為「諸聖與聖紐曼小組」。今年 7 月 31 日，教宗良十四世再將他加封為「教會聖師」（Doctor of the Church），也就意味著他的思想成為天主教教義的重要指導精神之一，而他曾經走過的這條大公之路，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仍舊是一條未完的朝聖之路。

願我們都能如聖紐曼一般，成為連結不同教會傳統的橋梁，在真理與愛中尋求合一。已在天上的聖紐曼，請為我等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