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簡介

本篇原為筆者碩士論文《印順導師人間佛教的傳承與實踐：以昭慧法師、性廣法師為核心》中的訪談記錄。

本期《無境界者》以「異端者的權利」為主題，特別回望鄭南榕先生所主張的「百分之百言論自由」。這份信念，正是威權時代對台灣人民發聲自由最極致的捍衛。

葉菊蘭女士作為鄭南榕先生的伴侶與理念的承繼者，她的生命歷程見證了自由的信念如何在苦難中，化為投身公共事務的力量。本篇訪談不僅回顧葉女士與佛教及基督教宗教師之間的友誼，更詳述她如何透過這份跨宗教的慰藉，走過喪夫之痛，最終在信仰中找到安身立命之道。

經葉女士與鄭南榕基金會同意，我們將此篇訪談略經修飾後刊登，期盼能在公共參與與信仰精神的交會處，延續那份為自由而堅持不懈的精神。

──張辰瑋
2025.11.11

受訪者簡介

葉菊蘭，1949年出生於苗栗銅鑼，畢業於輔仁大學法律系。1972年與鄭南榕結婚，1980年女兒鄭竹梅出生，全家共同走進了台灣民主化前夜的風雨時代，積極參與黨外運動。

1979年「美麗島事件」與「林宅血案」後，鄭南榕開始以自由作家身分撰稿，並於1984年創辦《自由時代週刊》，以犀利筆鋒挑戰威權體制的言論箝制。該刊物雖屢遭查禁，仍持續發行至1989年底，總計302期，成為黨外運動的重要思想陣地。1988年《自由時代》因刊登〈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鄭南榕遭控「叛亂罪」，自此展開為「百分之百言論自由」而自囚的抵抗。1989年4月7日，警方攻堅時，鄭南榕選擇自焚殉道，年僅四十一歲。

失去摯愛的葉菊蘭女士，在深切悲痛之中繼承丈夫的信念，投身公共政治。1989年底，她以民進黨籍首次參選立法委員並當選，展開長達十年的國會生涯（1990–2000）。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葉女士歷任交通部長（2000–2002）、客家委員會主委（2002–2004）、行政院副院長（2004–2005）、高雄市代理市長（2005–2006）、總統府秘書長（2007–2008）等要職；此後又擔任總統府資政（2016–2024），現擔任圓山大飯店董事長（2024–），是台灣政壇少數兼具人權運動背景與行政經驗的女性政治家。

1999年12月10日，鄭南榕故友於《自由時代》舊址創立「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保存雜誌社文物與歷史檔案，成為台灣言論自由的重要象徵地標。葉菊蘭女士也長年擔任基金會終身志工，並積極參與各項人權活動。2016年，鄭南榕基金會與民進黨團共同倡議將4月7日訂為「言論自由日」，以此延續鄭南榕畢生爭取「自由言論、台灣獨立」的精神遺志。

葉女士與佛教法師之間的友誼

辰瑋：首先想請問葉女士，您和鄭南榕先生原本各自有什麼樣的宗教信仰或信念嗎？

葉女士：我的家族就是普通的台灣人家庭，逢年過節會拜祖先、拜天公，也會到廟裡拜拜祈福。我們家是客家人，也會特別拜伯公、有敬字亭，我婆婆那邊也會拜地基主。以前我也搞不清楚這是什麼樣的教派，後來曉得這些大概都是屬於台灣的民俗信仰，小時候也就懵懵懂懂跟著拜。鄭先生跟我們家不太一樣，因為他的爸爸是來台灣的第一代，所以他們家就沒有在拜祖先。

辰瑋：您們家族原本沒有特別佛教背景的話，您後來是怎麼與昭慧法師結識的？在多年互動中，是否有特別讓您印象深刻的經驗？

葉女士：鄭先生過世以後，我去參選立委，但一開始還不認識昭慧法師。是我在當立委的時候，昭慧法師發起了許多運動，像是創立關懷生命協會，對女性、人權議題都非常關心，所以我是透過這些社會運動逐漸認識她的，也盡可能在議題上配合她。因為我很佩服她，作為一位佛教的法師敢走在前面，實際組織協會去實踐她的主張。雖然她看起來瘦瘦小小的，但內在的力量卻非常巨大。

她發起「護觀音運動」的時候，我也非常關心。她當時就有表達說，因為鄭南榕先生的事件，在護觀音運動遇到瓶頸時，她也曾經閃過一個念頭，就是她也願意獻身，效法鄭南榕的精神，不惜犧牲自己，也要保護觀音像、捍衛自己的理念。我們聽說之後當然也有去關心，當時非常多人都有去關心。我們做運動就是這樣，常常要互相打氣、彼此支持。¹

昭慧法師一直都很關心我和竹梅，她也曾擔任過鄭南榕基金會的董事，開董事會前，我們也都會特別打招呼。在她還沒有搬到桃園觀音時，我也常常向她請教問題。像是我對《心經》有疑問時，她就會為我解釋，專門講解《心經》的法意。²

鄭先生的問題也很困擾我，因為他是用自焚的方式殉道。我曾問法師：「我聽民間信仰說，自殺往生者的靈魂會在陰間受苦，每天都會重複同樣的過程。」昭慧法師就安慰我，說鄭先生的情形不一樣。她告訴我，在佛教觀念中有一種非常偉大的布施，叫作「無畏施」，是一種沒有恐懼的布施，不怕自己的身體因此犧牲。她說鄭先生那種為了他人勇敢獻身的精神，與一般的自殺不同。詳細的說法，昭慧法師在2012年來我們基金會演講時就有完整講過，你可以參考當時的紀錄，我再說一次只是證實有這件事。³此外，每一年鄭南榕先生的紀念活動，昭慧法師也都會出席，從來沒有缺席過。

辰瑋：在昭慧法師與性廣法師成立佛教弘誓學院之後，您是否常去拜訪？和兩位法師之間有什麼特別的互動或交流嗎？

葉女士：我大多是去弘誓學院吃個便飯，沒有特別參加什麼活動。因為大多數時候工作都很繁忙、很累，有時剛好得空去拜訪學院，休息一下、一起吃個飯，享受那個當下跟好朋友聚會的時刻，讓腦袋不用去想太多複雜的事，也讓自己的心靈有個短暫休息的空間。所以我很感謝昭慧法師和性廣法師，她們總是無條件地接納我，不管我以什麼身分過去，她們都熱情地招待我。

因為我的工作是政治工作，範圍很廣，各個階段、各項職務都很有挑戰性。但我不管在哪個階段，只要有空就會到弘誓去坐坐。我的身體不好，接觸佛教之後，就會透過內觀去體會身體的無常變化，觀呼吸、察覺身體的感受，學習如何活在當下。這是內觀帶給我的訓練。

性廣法師有教禪修，有時我就會跟她聊。後來她也在教一種「養生功法」，她也教我，我也有持續在練。之前有幾年（2013-2016），性廣法師不在弘誓學院，而是在南投霧社禪修，我就有去那邊住了兩三次。那邊很清靜，吃蔬食、心裡沒有任何雜念，當下就覺得很快樂，覺得又可以繼續走很長的路。這兩位好朋友提供給我一個心靈得以休憩的地方，讓我感受到一種非常自在、安適的力量。⁴

辰瑋：佛教的信仰或內觀的體悟，在過去有曾經幫助您面對政治工作嗎？

葉女士：我到現在還能背出《心經》：「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在內觀的時候，你會發現你什麼也不是。觀察自己的呼吸，在一呼一吸之間，就有幾千萬種思緒的變化與消融，這些都是無常。體會到無常，就會活在當下，會珍惜光陰去做真正有利益的事情，這樣慈悲心與智慧心就能增長。認識到身旁的事情都是無常，就不會有執著。我不管擔任什麼職務，都只把它當作一個工作——不管是立委、總統府秘書長、行政院副院長或交通部長，這都只是為民服務的工作，所以我都不會執著去留。因為不執著，反而讓很多工作上的判斷更不會偏差。⁵

烈士家屬的漫漫長路

辰瑋：請問作為政治受難者的家屬，在鄭先生過世之後，是否曾面臨情緒或靈性上的困境？您和竹梅女士有嘗試尋求過什麼樣的幫助，或從宗教中獲得過什麼慰藉嗎？

葉女士：我從來沒有把自己定位為政治受難者，因為鄭先生是主動選擇以焚身的方式，去爭取言論自由的理想。當然，他確實是被政府迫害的人。是政府先因他的言論給他定罪、要逮捕他，而他以身體作為唯一的武器，表達最大程度的抗議。他沒有其他的手段，只有自己的肉身。所以，他的死亡是一種主動的捨身取義，但這份「主動」也是在被逼迫下的選擇——在那樣的政治環境裡，他已沒有其他方式可以表達抗議，只能用這樣的行動來傳達他捍衛自由的理念。

在那之後，我和竹梅面對這件事的方式也很不同。我是用忙碌的工作讓自己沒有時間痛苦，讓自己暫時忘掉那份悲傷；竹梅那時還小，反而變得異常安靜，對任何事都沒有太大情緒反應，有些麻痺。給她吃什麼都可以，要她做什麼也都可以，但我知道她內心承受著巨大的痛苦。一直到國中階段，她才開始會偷偷躲起來哭。若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人在面對重大創傷時，通常會經歷好幾個階段：一開始是否認，接著是憤怒，到最後才敢真正袒露悲傷。

我們後來能走出來，是因為感受到台灣社會的愛與溫暖。許多人敬重鄭先生，也特別照顧我和竹梅，用各種方式表達關心。我一直很感謝台灣人——是人們的溫情，讓我們有力量繼續活下去，也讓鄭先生的犧牲成為許多人珍惜自由與民主的契機。而昭慧法師與性廣法師，作為佛教的宗教師，也以她們的方式關懷我們。不論是我對生命的疑問，或是身體與心靈的疲憊，她們都盡力給予安慰與幫助。

辰瑋：政治事件往往容易被眾口鑠金，外界對鄭南榕先生的選擇也始終存在不同看法。請問您當時對先生的決定，是否也曾感到不解或困惑？後來又是怎麼肯定他的選擇，並面對外界的評議的呢？

葉女士：我並沒有經歷你說的那種猶豫過程。作為太太，沒有人會贊成或鼓勵先生去做這樣的事，家人一定都是反對的。但結論就是——無論我們做什麼，都沒辦法阻止。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你就得接受它，因為那是事實。那該怎麼辦呢？其實那時候我的反應很直接——人都已經過世了，哭也沒有用。所以我選擇用跟南榕一樣的方式，用自己的力量去對抗威權政府。鄭先生是透過辦雜誌批判體制，希望台灣在解嚴之後能真正民主化，讓人民擁有言論自由、沒有恐懼，能建立自己的新憲法與新國家。而我則是透過從政，走進國會挑戰國民黨，把他的理念延續下去。

所以我的反應並不是哭泣或懷恨，而是一種理解。因為我了解鄭先生，他這樣做是出於深切的愛。我深信他愛我，也愛竹梅；正因為他太愛竹梅了，不願意讓她長在一個沒有自由的國家。鄭先生在三十五歲（1982年）時，寫信給同學說：「 我已經三十五歲了，很多理想因為歷史的錯誤無法在這個小島上實現，我很心痛。我該怎麼做，才能讓下一代不再像我這樣？ 」⁶那個時候的台灣是一黨專政，經歷了全世界最長的戒嚴。二二八的家屬仍在暗夜中哭泣，新聞被嚴格審查，人民隨時可能因言入罪。他不希望女兒在那樣的國度長大，所以決定要為此做些什麼。

他其實就是一個讀書人——非常貼心的先生、爸爸、哥哥、兒子，也是雜誌社的好同事。對於他的死亡，我只有心痛。我當然會生氣，但我不會恨；我只是難過，心裡想：「為什麼你的理想比你的太太、孩子還重要？」可是現實就是這樣，有些事總得有人去衝、去打破禁忌、去改變現況。沒有人願意自己的家人去做那個人，因為那要付出代價，甚至是生命的代價。但若沒有人犧牲，就不可能有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一個能唱想唱的歌、寫想寫的字，不必再為言論坐牢的地方。

所以對我來說，我心甘情願地去延續他的理念。這過程當然也有掙扎與矛盾，但我明白他為什麼這樣做，因此我也選擇義無反顧。

基督教與佛教帶來的宗教慰藉

辰瑋：我之前訪問盧俊義牧師時，他提到長老教會在美麗島事件之後，一直持續關懷相關的當事人與家屬，有時甚至會親自到家中舉行家庭禮拜。所以想請問，在這段過程中，長老教會有提供給您什麼樣的支持與安慰嗎？

葉女士：長老教會不只是入世，更是行動的教會。在鄭南榕還在世的時候，他們中的許多人就已經積極參與鄭先生推動的改革。他發起519綠色行動，長老教會有參與；他推動二二八平反運動，許多牧師都親自出席；他發起「台灣新國家運動」巡迴全台，長老教會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當他刊登〈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時，長老教會也始終表達關懷與聲援。⁷

到後來鄭南榕在這個地方（指《自由時代》雜誌社原址）自囚七十多天，宣告：「 國民黨抓不住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 」那段時間，全台灣的長老教會牧師串連起來，輪流到這裡為我們舉行家庭禮拜。1989年4月7日鄭南榕先生過世後，從他遺體移往殯儀館、再從二殯轉至一殯，到5月19日在一殯舉行入殮儀式，之後棺木移至士林廢河道靈堂，整個出殯的過程幾乎像是一場由台灣人民自發舉行的「國葬」。出殯的隊伍彷彿一場大遊行，而一路上都有長老教會牧師的陪伴與協助。⁸

從長老教會的角度來看，他們認為鄭南榕就是在追隨耶穌的腳步——犧牲自己、照亮他人；焚燒自己，照亮台灣的言論自由之路。他們也曾對我說，聖經上有一句話：「 一粒麥子若是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翰福音12:24）

因此，長老教會不僅在鄭先生生前的運動中就是他的夥伴，在他殉道後，也成為我們家屬最重要的精神支撐。之後，牧師們仍不斷陪伴著我們。我們有時會去義光教會，唱聖詩、聽牧師講道、一起祈禱。那時我還沒受洗，只是慕道友，但我能深深感受到被完全接納的溫暖。大家就像兄弟姐妹般彼此扶持，所以我對長老教會始終懷抱無盡的感恩。我從未忘記，從鄭先生辦雜誌的時候開始，他們就全力支持，到後來也從未停止對我們的關懷，而我們之間的聯繫也從未中斷。

這就像我與昭慧法師之間的友誼一樣。這兩者之間並沒有衝突，都是愛，都是力量的來源。透過他們給我的力量，我才有更多能量投身公共事務，把這份溫暖關懷回饋給社會大眾。所以我也曾受弘誓學院邀請去分享，長老教會邀請我，我也會去分享。我覺得這之間沒有分別。如果問我與教界的關係，聖嚴法師那裡我也去過，也在法鼓山參加過禪修，向他學習許多。2008年他生病時，我去探望，他用他的方式安慰我那場選舉的失落。⁹達賴喇嘛來台時我也曾拜會；又因昭慧法師的引介，我也見過印順導師。¹⁰你會發現，這些宗教界的大前輩都是智者——他們都教人要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萬物。佛教是這樣，基督教也是這樣。

辰瑋：您既然覺得佛教與基督教都曾給予您很大的幫助，那為什麼最後仍選擇在2018年於台南東門教會受洗呢？

葉女士：我要受洗的時候，其實有跟昭慧法師談過。當時內心是有矛盾的，受洗的心路歷程我後來也寫在《教會公報》上。為什麼我最後選擇受洗？其實過了這麼多年，我在思考事情時仍發現自己內心有太多「我」。我就在想，人活在世上，生命最終能交託給誰？人在面對臨終的痛苦時，又能把自己交給誰？

當時我有一位朋友臨終前痛苦不堪，問我：「我死後會去哪裡？」我安慰他說：「上帝會引導你，多向上帝祈禱。」我自己都驚訝，怎麼會脫口而出這樣的話。那位朋友聽了之後，決定要受洗，還邀請我在場觀禮。隔天他就請牧師到醫院為他施洗。如果用佛教的話來說，這就是「因緣俱足」。我看著他受洗，感覺他放下了世間的悲苦，得到了安慰。那一刻我深深體會到宗教的力量。看過這麼多宗教師，我明白他們終究也要走到死亡的關卡。於是我也決定受洗。¹¹

當時我覺得這是自己的選擇，但回頭看才發現，這或許是上天的安排。那位上天是誰？是釋迦牟尼佛嗎？還是冥冥之中的另一股力量？我覺得天地之間有一位上帝，所以我決定把自己交給祂。但後來也明白，不是我選擇交給祂，而是上帝揀選了我。我一生走來覺得自己很順遂，一路都有貴人相助，但為什麼？我覺得那都是上帝的作工。禪修需要長久練習才能體會無常，而上帝只用一句話就能安慰我們——祂說：「把自己交給我，你們都是我的孩子，我會保護你們。」這句話很簡單，卻讓我徹底安心，所以我就去受洗了。

受洗前我也請教昭慧法師，她說這樣很好，本來還打算來觀禮，只是後來因故未能出席。她給我很多宗教上的支持與指導。我也曾問她：「為什麼你們看到佛像要跪拜？」她說，因為他們是出家人，要一輩子學習度人、幫助眾生走向解脫之道，而釋迦牟尼佛就是引導我們解脫的導師，所以禮佛是對老師的尊敬。

我後來也是這樣理解的：我相信有一位創造宇宙萬物的上帝，祂教人要謙卑、要慈愛；而釋迦牟尼佛是一位偉大的宗教師，他自己悟得了「解脫之道」，並將這條道路教給弟子。他不是創造宇宙的神，而是教導眾生走向自由的導師。這樣理解之後，我內心就沒有矛盾了。這，就是我對宗教的看法。

基督教與佛教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

辰瑋：就您的觀察，您覺得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基督教與佛教分別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又各自有哪些重要的貢獻？

葉女士：基督教的教派很多，其中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可以說是最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最具社會行動力的一個。從早期的「雛妓運動」到「推倒吳鳳銅像」事件，長老教會長期投入社會改革與人權倡議。他們也是最早對台灣前途表達立場的宗教團體，早在1977年8月16日就發表《人權宣言》，明確提出「讓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的主張。這份宣言對台灣歷史而言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宗教界對民主化最早、也是最勇敢的發聲之一。¹²

像高俊明牧師（1929–2019）因為隱匿施明德（1941–2024）而入獄，還有許多牧師也在美麗島事件中，為了保護黨外人士而遭到牽連。他們明知風險極高，仍選擇義無反顧地面對，這種精神讓人非常敬佩。因此，長老教會在台灣的民主化歷程中，確實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至於其他教派，情況就不太一樣，我接觸得比較少，也沒有深入研究；我所熟悉的主要是長老教會的部分。

佛教界的情況也很類似，只是教派更多樣。有些教團強調自我修行，有些道場則規模龐大，各有不同的重點。宗教的核心力量在於「教化人心」，也就是透過信仰讓人心淨化、社會更有秩序。這句話雖然常被宗教界使用，但我認為「人間佛教」體系正是最能實踐這個理念的。印順導師主張，佛教徒不能只是在家誦經念佛、遠離塵世，而應該「入世」——社會有困難時，要走入社會、參與改變。

印順導師的學生，如昭慧法師、證嚴法師，都延續了這個精神。她們各自以不同方式實踐「人間佛教」的理念：有人辦學校、辦醫院，以慈悲精神關懷社會；有人關心教育、性別、人權等議題，以思想與行動推動社會進步。慈濟如今規模龐大，自然也會受到更多社會檢視；而昭慧法師則始終堅持教育與公共參與，以一己之力投入社會議題，展現出人間佛教「覺悟眾生」的行動精神。

訪談後記：自由的信念與無畏的勇氣

葉菊蘭女士的生命歷程，是大時代下自由信念如何在苦難中得以延續的見證。她承繼鄭南榕先生「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遺志，將喪夫之痛化為投身公共事務的力量。在漫長的從政道路上，她接受了長老教會的陪伴，見證了其在台灣民主化進程中積極參與的入世精神，同時也從佛法那裡得到了「無畏施」與「內觀五蘊」的智慧慰藉。

這份來自不同宗教的愛與支持，讓她能以不執著去留的心態面對政治工作，並堅定地將這份溫暖回饋給社會。葉女士的故事，不僅是一則感人的個人成長史，更展現了在台灣人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上，為真理而捨身取義的無畏精神，為我們留下追求自由道路上最堅實的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