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簡介

本篇原為筆者碩士論文《印順導師人間佛教的傳承與實踐：以昭慧法師、性廣法師為核心》中的訪談記錄。本次專訪聚焦於艾琳達教授，這位跨海來台、深耕台灣人權運動數十年的行動者。琳達教授的生命歷程，是西方價值與東方社會相遇後，為民主與自由付出極大代價的見證。

本訪談詳述琳達教授如何參與「美麗島事件」前後的黨外運動，並探討她對施明德先生政治理念、紅衫軍事件及婚姻的看法。同時，琳達教授也以其跨國經驗，評論了台灣民主化進程中，長老教會、佛教等不同宗教團體在政治轉型與社會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經艾琳達教授同意，我們將此篇訪談略經修飾後刊登，期盼能藉由這位「異鄉異議者」的視角，為台灣民主歷程留下一份珍貴的歷史印記。¹

──張辰瑋
2025.11.26

受訪者簡介

艾琳達（Linda Gail Arrigo），1949年出生於美國維吉尼亞州。1963年因父親Joseph Arrigo派駐台灣美軍顧問團，全家隨行移居台北。1966年畢業於台北美國學校，後赴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就讀，1972年取得學士學位，1975年獲史丹佛大學人類學碩士，並於1996年完成紐約州立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

1968年，艾琳達與第一任丈夫、台裔美籍移民George結婚，翌年生下長子 Roger。1975年她回台進行女工生活研究，期間因結識陳菊（1950–）而投入黨外人權運動。為長期留台參與社會運動，她於1977年與第一任丈夫離婚，1978年與施明德（1941–2024）結為政治婚姻。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施明德被判無期徒刑，艾琳達則遭國民黨政府強制驅逐出境。之後她在美國和其他國家間奔走，為台灣政治犯爭取國際關注與援助。

1990年施明德獲釋後，艾琳達重返台灣，但因政治理念歧異，兩人於1995年離婚。返台後，她先後擔任民進黨發言人（1991–1993）、台灣綠黨國際事務部主任（1997–2007），以及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助理教授（2007–2012）。

長期以來，艾琳達致力於民主、人權、環保與性別平等議題，關注社會運動的跨文化連結。2012年退休後，她仍持續參與公共事務，並以其跨國經驗關懷台灣民主化歷程。作為跨海來台的人權勇士，她見證了台灣社會民主化的過程，也以知識分子與行動者的雙重身分，留下了屬於她的歷史印記。

施明德先生與台灣民主運動

辰瑋：老師您長期參與台灣的民主運動，也親身見證了施明德先生的政治歷程。您怎麼看待他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

琳達教授：施明德在1992年第一次參與台南的立委選舉，那個時候他受到很多人擁戴與期待，也代表著從威權邁向民主時代的一種象徵。他1990年出獄後非常受歡迎，許多人都覺得他像是民主的英雄。但我也覺得，他後來提出的一些主張有點理想化，像是早期就主張要讓金馬變成「非軍事區」，這雖然是和平理念，但在當時政治環境下還有點不切實際。

我是在1995年6月正式和他離婚的，不過其實早在1993年時，我們就已經漸行漸遠。我們的婚姻算是一種政治婚姻，我原本希望他能在民進黨中扮演理性而關鍵的角色，但他當上立委之後，越來越多國民黨的人主動接近他、拍他馬屁，他後來身邊的很多支持者也都傾向藍營。他慢慢失去了是非判斷，被人捧得太高。

施明德早期的確有政治智慧，他提出「大和解」和「和平路線」，在理念上是超越仇恨、值得肯定的。不過那個時期他要競選立法院長，政治上必須與新黨合作，新黨又是強調統一的政黨。雖然他仍堅持台獨立場，但為了爭取支持票，也不得不採取和解策略。最近新聞又提到這件事，趙少康說當時新黨的21票都投給施明德，反倒是民進黨自己跑掉一票——那是張晉城，大概是受了國民黨的好處。從這些細節就能看出，「大和解」雖然有政治算計的成分，但同時也代表他試圖超越政治仇恨，尋求更高層次的和解與對話。²

施明德最近過世（2024年1月15日），我看了一些他過去的訪談影片。³他說自己是一個很孤獨的人。我覺得那是真的。他被關那麼久，心理上很難完全恢復正常的人際互動。他不太懂得分辨誰是真心關心他，誰只是利用他。這也是為什麼後來他被卷入紅衫軍運動——那是一場被紅藍兩方政治力量共同利用的事件。紅衫軍後期的成員中，有許多人與中國關係密切。林正杰（1952–）當時是紅衫軍理事長，同時又是中國統一促進黨的黨主席。⁴我懷疑施明德當時想藉紅衫軍表現「和解」姿態，甚至討好中國，但那樣的和解根本不可能是對等的。

辰瑋：施明德先生的信仰是天主教對嗎？他與各宗教的關係如何？

琳達教授：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施明德對外一直說自己是天主教徒。1月14日（他過世前一天），我們還在濟南長老教會為他舉辦了一場祈禱會。我和他一起做運動初期相處了一年半到兩年，後來回到台灣又有兩三年時間來往，但我從來沒有聽他提過信仰，也沒看過他祈禱或去教堂。我知道他家族應該有西班牙血統，也許家族文化中有天主教背景，但他本人沒有宗教傾向。倒是我們那時候為了協助陳菊逃亡，曾與一些天主教傳教士接觸，他們的立場和長老教會比較接近。至於施明德，他從沒談過宗教信仰，不論是天主教、佛教或道教都沒有。

辰瑋：那他在經歷政治受難與牢獄生活後，有尋求過任何宗教上的慰藉或心理諮商的幫助嗎？

琳達教授：沒有。他一直有一種「視死如歸」的性格，早在反抗時期他就篤定自己會被國民黨殺掉。他把死亡看作是命定的事，這種心態很深刻地影響了他的一生。

辰瑋：那麼當時其他美麗島政治受難者，有從宗教界得到什麼幫助嗎？

琳達教授：我跟陳菊比較熟，所以知道天主教的郭佳信神父（Ronald J. Boccieri, 1931–2015）曾試圖保護她，把她藏起來。⁶那個年代佛教團體普遍比較親國民黨，因此幾乎沒有人願意碰這些議題。除了長老教會之外，幾乎沒有宗教團體願意公開支持政治受難者。

長老教會當時會舉辦受難者家屬祈禱會，我也參加過。那在當時非常重要。只是我在美麗島事件後被驅逐出境，有十年不能回台灣，對一些細節並不了解。我後來在海外為台灣政治犯奔走，試圖讓他們獲得國際關注，也參與了許多美國台灣人長老教會的活動，尤其在加州。當時許多外國長老會知道台灣教會被政府壓迫，也努力替台灣發聲，從南美、北美到非洲都有串聯。台灣長老教會也是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普世教會協會）的成員，所以他們能在國際上替台灣發聲。當時在美國，不只長老會，Reform Church（改革宗教會）等有歷史淵源的教派也都支持台灣的黨外人士。⁷

弘誓學院的社運沉澱日

辰瑋：那老師又是怎麼認識佛教界的法師們的，例如昭慧法師？

琳達教授：我應該是先認識傳道法師（1941–2014）的。1992年施明德參選台南立委時，傳道法師與何宗勳（1966–）在當地發起「淨化選舉」運動，我是在那個時候認識他們的。⁹

後來，大概是在公元2000年之後，我才認識昭慧法師。具體時間我已經忘了，大概是在某場環保運動裡。1997到2007年間，我擔任綠黨的國際事務部主任，當時在許多街頭活動中都常見到她的身影。2007年之後我到台北醫學大學教書，工作太忙，也就沒有再那麼常上街頭。當時我們還不熟，是後來參加弘誓學院的「社運沉澱日」後，才開始比較固定有交流。⁸

我對她的第一印象，就是她完全不怕被貼政治標籤。一般宗教人物很怕被看成「政治性太強」，但她不是。她敢走在前線，敢與抗爭者同行，這在佛教界非常少見。

辰瑋：老師請問您大概是從哪一年開始參加弘誓學院的社運沉澱日的呢？

琳達教授：我大概是從2013年，也就是十年前左右開始參加的。那時我已經沒有在教書，有比較多時間。社運沉澱日裡有些人是我從美麗島時期就認識的老朋友，我每年都會去，因為可以重新見到舊友，也能認識一些不同領域、比較年輕的社會運動者。

不過我對「社運沉澱日」也有一點小抱怨。我跟昭慧法師說過，我是想來參加「社運日」，但我沒有想要「沉澱」。我一個人獨處的時候就能沉澱，我去那裡是想觀察大家最近在做什麼事情、了解新的社運動向，也想討論一些比較大的政治問題，像統獨議題。

何宗勳在環保運動上非常盡心，我很佩服他，他過去也幫過我很多忙。但他不太願意那麼政治化，而參加沉澱日的大部分人其實也比較接近民進黨或獨派。我雖然支持台獨，但我一直想與統派的人對話。早期我也認識一些統派婦運人士，所以我雖然每年都去弘誓學院，但關心的焦點不太一樣。我希望多談些政治問題，比如中國到底是怎麼滲透台灣的。

像去年年底（2023年12月30–31日）那場社運沉澱日，我也有問昭慧法師：「為什麼台灣多數佛教團體都比較親中國？中國迫害人權、迫害宗教徒、甚至迫害達賴喇嘛，為什麼台灣的佛教界幾乎沒有發聲？」昭慧法師回答說，中國會用各種方式攏絡這些佛教團體，所以他們不敢與政府起衝突。她還舉星雲法師為例，說他去中國時似乎與內部官員達成了某種協議，讓佛光山可以在中國活動。我也不太確定實情是不是如此，但那是我聽她的分析後留下的印象。

辰瑋：我之前訪問昭慧法師以及何宗勳老師時，他們都有提到不太想過度涉入統獨議題，是希望讓社運的空間更大、能與各黨派對話。您怎麼看？

琳達教授：對，何宗勳大概是這樣的想法，但昭慧法師的立場相對更直接。她在沉澱日時就說過，她反對中國的一些作為，並不是從統或獨的政治立場出發，而是從基本人權的角度出發。她說，如果中國真的能保障自由民主，她也不反對統一。這就和獨派的基本意識形態不同，她講的是一種「道德價值」。

所以她不會特別訴諸民族情感，不會說「因為我是台灣人就一定要講台語」，也不會說「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那類話。這些她都不太在意。她更關心的是普世價值——自由、人權、尊嚴，而不是血緣或文化情緒。這點我非常欣賞。

所以我還是很感謝昭慧法師和何宗勳。他們願意每年都花這麼多時間和心力舉辦社運沉澱日，讓我們有那麼好的環境可以交流。弘誓學院有宿舍、有餐廳，法師自己還會親自接待大家、聊天、吃飯，每次都招待得太豐盛了。我很珍惜這個場合，也很感謝他們一直維繫著這樣的社群。

對台灣女性主義的看法

辰瑋：老師您覺得台灣女性主義的發展有什麼特色？佛教在其中又扮演了什麼角色？

琳達教授：我對佛教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了解得不算多，但從各大佛教團體觀察，我知道台灣的出家人其實大多是女性。她們選擇出家的原因，有思想上的層次，也有生活上的層次。某種程度上，女性出家本身就是一種女權的展現——她們追求的人生目標不是物質層面的，而是更精神性的追求。

不過，作為一個外國人，我覺得台灣的女性主義在發展上多少有點避開「兩性關係」的議題。但在佛教中這並不特別奇怪，因為佛教本身比較傾向「unisex」（不分性別）。出家之後剃光頭、穿袈裟，男女看起來都一樣，也就刻意不再強調性別差異。這樣的修行方式，某種意義上也是在追求平等。

我對台灣佛教中女性的整體處境雖不算熟悉，但直覺上應該比其他國家好很多。像證嚴法師在慈濟中擁有那麼崇高的地位，這在其他佛教國家幾乎沒見過。

不過，如果說到佛教以外的台灣女性主義，我其實沒有那麼欣賞。媒體常稱我為「新女性」，但我覺得我跟台灣所說的那種「新女性」並不一樣。2000年以後，我覺得台灣的婦女運動其實是倒退的。整個社會變得非常物質主義，強調女性也要能賺錢、買房、買車，好像那才叫成功。但實際上，在基層勞工裡，六、七十歲的男女薪資差距到現在仍然沒有真正平等。

我覺得台灣、日本、韓國這三個亞洲國家，都變成一種「sexless」（去性慾化）的社會。這很讓我驚訝——年輕人有自由，但卻越來越不想約會、不想結婚。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說，情感與慾望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可是這幾個社會卻把它壓抑掉了。我認為這是資本主義過度膨脹的結果：人們都變成了沒有慾望的小螺絲釘，失去了私人生活與感性能力。美國社會也有這種傾向，但台灣、日本、韓國的情況更嚴重。這是屬於馬克思式女性主義的一種批判。

另外，我對台灣社會看待MeToo運動的態度也有些不同意見。去年在社運沉澱日，我還特別跟昭慧法師辯論過這件事。我覺得大家對這個議題太過敏感了。我的立場是：性氾濫其實不一定是壞事；反而是MeToo讓男女雙方都背負過多的精神壓力。很多指控其實並不成立——They wouldn’t need to have blown it up.（他們不需要那樣去摧毀一個人。）

我覺得台灣的Me Too和美國的Me Too已經不太一樣。美國的Me Too是針對「權勢性騷擾」，也就是老闆對員工、老師對學生，用權力逼迫對方，那當然是違反意願、應該被譴責。但如果只是有人對你曖昧，而你也沒有明確拒絕，那這之中也有你的responsibility（責任）。在很多法國電影裡，男女之間的調情、互動、模糊曖昧，其實是人性的一部分。若現在所有的調情都被視為有罪，生活的樂趣就少了很多。

辰瑋：老師您的傳記《美麗的探險》中提到，您與施明德先生離婚時，特別召開記者會，還當場摔花瓶，引起社會關注。¹⁰這背後是想表達什麼意思呢？

琳達教授：那是因為當時媒體很多都故意扭曲報導。他們說我因為嫁給施明德才出名，讓我在做社會調查時比較容易，或是說我能出席各種場合，是因為立委們主動邀請我。但其實我的很多行動都與他無關。施明德不喜歡跑基層拜訪選民，但我很喜歡與民眾面對面，聽聽不同的聲音。

我們之所以決裂，是因為有一次一起去南非考察民主化進程。那趟原本是要研究人權組織，但施明德卻帶了一堆記者同行，焦點變成他是否要選總統。結果到了南非，他晚上都去喝酒，早上又起不來不去開會。大家本來都說他是「台灣的曼德拉」，結果到了那裡他根本沒好好研究曼德拉的政策，這讓我非常失望。

更令我生氣的是，這趟行程是張旭成（1936–2023）規劃的，他是國民黨臥底，由許信良（1941–）找進民進黨的。我調查過他的背景，知道他早在美國時期就已替國民黨工作。李登輝執政時他不受重用，後來被許信良「招降納叛」。我當時警告施明德要提防這個人，但他不信。結果南非之行完全被國民黨利用，我氣得要命。

從南非回來後，施明德立刻宣布任命張旭成為民進黨第一任駐美代表。我當場就對他說：「從今天起，我們之間不會再有往來，半年內我就要跟你離婚！」後來媒體又造謠說我是因為嫉妒李昂（1952–）才離婚，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所以我開記者會宣布離婚時，特地摔花瓶，是要表明：「不論你有多偉大，我都不會當你的花瓶！」因為很多人認為他娶了一位外國學者太太，就像擺了一個漂亮的裝飾品。我就用摔花瓶作為我的「離婚儀式」，向社會宣告：我不是任何人的附屬品。

辰瑋：這也可以說是老師您作為「新女性」的一種宣言與行動吧？

琳達教授：可以這麼說。我就是要讓大家知道——不管你多有名、多重要，我都不會當你的花瓶。

宗教團體在民主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辰瑋：請問您對台灣佛教在民主運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何看法？相較於長老教會而言呢？

琳達教授：我在美麗島事件之後，有十年的時間無法回台灣，直到1990年才回來。當時剛解嚴不久，各種倡議團體紛紛出現，但宗教團體之中仍以長老教會最為突出。因為那時的政治環境仍然很危險，國民黨仍掌握各種取締手段，而長老教會卻仍敢公開表達立場。

不過，佛教界裡也有少數僧人願意站出來。像萬佛會龍泉山寺的釋迦宗聖法師（1948–2012），我和施明德就是在早期抗議活動中認識他的。¹¹施明德出獄後，我們還曾特地去拜訪龍泉山寺。那個時候仍然充滿風險，但宗聖法師敢在佛教內部宣揚台獨思想，還帶信徒參加我們的遊行活動。這樣的勇氣在當時非常罕見。¹²

整體而言，台灣的傳統宗教團體當時都不太敢在政治上表態。高雄的佛光山我也去過，因為我第一任丈夫的哥哥捐了不少錢給星雲法師。後來我才知道，星雲法師是國民黨員，也有很強的黨國情結。雖然在寺廟內看不出這種政治氣氛，但他們基本上不會挑戰政權，而是在政府面前維持一種溫和的合作關係。

所以在1990到1992年間，我觀察到佛教中敢上街頭的，多是一些新興宗教團體；但與長老教會相比仍屬少數。長老教會早已長期與黨外運動合作，甚至可以說是台灣民主運動的先鋒——比許多黨外人士更早明確表達政治立場。

我自己其實在認識施明德之前，就已經與高俊明牧師及他的助理 Elizabeth Brown（包珮玉牧師）相識。美麗島時期，我也認識蕭美琴的父親蕭清芬（1935–2021），他在事件中積極營救被捕人士，我曾到他的辦公室與他討論過對策。後來他被迫流亡美國。由此可見，長老教會在那段時期的角色非常明確——他們是台灣人權與民主的堅定後盾。

至於天主教，我也頗為熟悉，但除了少數異議神父之外，多數仍站在黨國那一邊。

到了2000年之後，民進黨執政，街頭抗爭變少，我反而覺得佛教界只剩下昭慧法師還會上街頭。其他團體似乎都不再活躍，不知道是何原因，或許可以作為未來的研究課題。萬佛會也只活躍了兩、三年，後來嘗試成立政黨（真理黨）參選，但信徒逐漸減少而被邊緣化。¹³可能因為他們的台獨立場太鮮明，而支持台獨的人並不一定想與宗教綁在一起。

另外，我還注意到台灣的廟宇文化與政治有著密切的互動。幾乎每座廟都有政治人物題匾，從李登輝、連戰、宋楚瑜到陳水扁時期，我在深坑附近的廟裡都見過。¹⁴這些牌匾很具象地反映出地方宗教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連結。至於佛教方面，我也在南投中台禪寺看到過連戰題的匾額。¹⁵這些現象都說明，宗教與政治在台灣社會的關係其實非常緊密。

辰瑋：老師您看過這麼多國家的例子，覺得宗教團體在一個國家民主化的過程中，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琳達教授：宗教團體在政治轉型中通常扮演很關鍵的角色。

第一，它能提供政權的 legitimacy（合法性）與 moral concern（道德關懷）。在戒嚴時期，國民黨透過掌控宗教與其他意識形態，維持政權的正當性。我們在美麗島運動時要做的，就是打破這種「假合法性」。但要突破這種體制其實很困難，因為媒體與民眾的思維長期受國民黨影響。正因如此，當長老教會與佛教界的個別人士敢於挑戰國民黨的權威時，這具有極大的象徵意義。

第二，宗教團體能影響社會的價值取向。政治往往牽涉利益與交易，如果宗教團體能維護正直與道德原則，就能形成一種「清廉的公共文化」，讓政治人物不再只考慮個人利益。民進黨掌權後，其實也需要被這樣的價值觀監督。政治資源是一塊龐大的利益餅，雖然多數是合法的，但要如何分配工商業發展、教育與社會公益的比例，仍需要仰賴「正派的價值觀」作為引導。

第三，宗教也對環保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戒嚴時期台灣幾乎沒有環保意識，許多工廠直接把廢棄物排入河川。一直到1990年代以後，民主化推進，公民意識抬頭，環保運動才逐漸成形。在這之中，佛教團體的貢獻特別明顯。佛教長期提倡節制欲望與簡樸生活，也更強調「人與自然共生」的倫理觀。這比基督教更貼近環境倫理的思維。因為要留給下一代乾淨的環境，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責任。

訪談後記：人權勇士的獨立宣言

本篇對艾琳達教授的訪談，呈現了她作為「人權勇士」的獨特視角。她坦率回顧與施明德先生的「政治婚姻」始末，也表達了她對台灣政治發展的看法。琳達教授深度比較了台灣民主化中宗教團體的角色，肯定長老教會的堅定，也提及佛教界對政治議題的迴避與親中現象。此外，她也以人類學視角，批判台灣社會過度物質化與女性主義運動「去性慾化」的文化現象。這些獨特的見解，都讓本篇為台灣的社運與價值觀變遷，留下了深刻的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