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端者的誕生：商業與哲學往復的生命軌跡

鄭南榕（1947–1989）是黨外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行動者之一。他的一生最為人所知的有兩點：其一是創辦《自由時代》雜誌社，其二是提出「言論自由」的主張。若要理解他為何能在戒嚴時代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挑戰，就必須回到他的家庭背景、求學歷程與思想養成，理解這位「異端者」的「異端」何來，如何在封閉的政治環境中尋找突破社會困境。

1947年出生於宜蘭的鄭南榕，擁有外省與本省交織的家族背景，父親鄭木森是日治時期來臺的福州人，母親謝惠琛則是基隆的閩南人。他在宜蘭度過童年與少年時期，直到考入建國中學才離開家鄉。其後的求學歷程曲折而多元：先進入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因不符志趣休學後轉考輔仁大學哲學系；1968年再以轉學生身分進入臺大哲學系。他反其道而行，選擇哲學，選擇了提問、懷疑與思想的鍛鍊，而非穩當的技術與職涯。

在臺大，鄭南榕接觸到殷海光、李敖等自由主義思想家。他們以犀利筆鋒批判威權、捍衛言論自由，在學界與文壇形成重要影響力，許多青年學子們追隨嚮往。批判的思想環境深刻塑造鄭南榕，使他日後面對國家權力時，始終堅持以自由作為核心立場，在面對更大的壓迫時也不屈服。

然而，因他拒修「國父思想」這門黨國教育的必修課，未能取得臺大學位。這個決定像是他生命中第一次小規模的叛離，不是憤怒的反抗，而是一種無法被收編的姿態，提前顯露了微小「異端性」。離開校園後，他先後投入廣告、外銷、太陽能熱水器、進口喉糖、文具書刊代理等各種行業。這些創業受挫使他逐漸放棄商界發展。

真正讓他轉向政治行動的是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與隔年的林宅血案。這兩起震撼社會的重大事件，也成為他與同世代年輕人政治覺醒的重要契機。正如學者吳乃德所言，這是一個「人的精神理念」的作用時刻，他們一起成為了反對政府的「異端者們」。1981年起，鄭南榕開始進入政治領域，常到立法院旁聽，以此觀察政治運作、掌握新聞脈動，並在《深耕》、《政治家》等雜誌撰寫評論文章。

1984年，他為了創辦雜誌四處蒐集大學學歷證明，正式創辦《自由時代》。此刊物在1980年代的黨外出版中獨樹一幟，不僅是發行量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黨外雜誌，也成為海內外反對運動者的重要平臺。鄭南榕以編輯與書寫者的身分穿梭其中，借助出版的力量逐步塑造出他獨特的政治論述與公共位置。

自由時代雜誌：異端的創造與匯集之地

《自由時代》雜誌在1984年創刊時，便以一種近乎宣告性的姿態踏入公共領域。創刊號由當時在知識界極具聲望的李敖擔任總監，陳水扁出任社長、林世煜任發行人。李敖也登上了創刊號封面，象徵雜誌欲展現的「自由精神」，一股「異端」的風潮正在蠢蠢欲動。

在戒嚴時期，作為異議者的黨外雜誌的命運向來坎坷。稍有鋒芒便遭檢舉、沒收，內部亦時常出現被滲透或洩密的風險，政府時時刻刻監控著黨外雜誌的一舉一動。為了讓《自由時代》得以持續運作，鄭南榕採取極具創意也極具風險的策略，以秘密的方式抵抗著威權政府的壓迫。就像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禁書出版者般，他們神秘地在街道中流竄，躲避政府的取締。鄭南榕向友人收集大學畢業證書，陸續向新聞局登記為不同雜誌的發行人，以便在遭遇停刊時迅速以新刊名復刊，繞過警備總部的查禁。多年下來，他一共登記了24張發行執照，並逐步建立印刷、運送與行銷網絡，使《民主時代》、《開拓時代》、《臺灣時代》系列等刊物在體制縫隙中相繼出現，這是異端者的生存策略。

自1984年3月12日創刊至1988年12月10日停刊，《自由時代》共發行302期，歷時四年八個月，成為黨外雜誌中發行量最大、生命週期最長的刊物。它歡迎作者來信匿名投稿、也保護訂閱雜誌的讀者不被洩密，不僅是異議者的避難所，也是一個異議者聚首交換思想的基地。

1986年起，鄭南榕開始透過這個交流平臺，發動多項政治運動。當年5月，他發起「519綠色行動」¹，後因遭臺北市議員張德銘以違反選罷法提告而入獄。這成為了鄭南榕的光榮「戰績」，異端者被政府正式盯上了。出獄後，他於1987年推動「二二八平反運動」²，隔年又發起「新國家運動」³。1988年底，《自由時代》刊登許世楷的〈臺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翌年即收到「涉嫌叛亂」。面對指控，鄭南榕選擇拒捕，自囚於雜誌社樓上的公寓，4月7日以自焚作為最後的抗議行動。

《自由時代》不只是一份雜誌。它是一場持續多年的出版實驗、一座異端思想聚集的熔爐，也是鄭南榕以筆桿、油墨與火焰挑戰威權統治邊界的場域。在這裡，他挑戰威權統治的法律邊界，也逐步形成他的政治立場。

言論自由：鄭南榕思想的核心

鄭南榕兼具哲學、商場與政治的多重身份，使他的雜誌社被定調為一個宣揚言論自由的場域，其編採信念有四：

1.公正無私無偏見，捍衛言論自由，藉以促進國家民主，確保世界和平。
2.以正義人道之名，致力全民福利，打擊罪惡暴力及腐敗。
3.公平迅速地報導事實，編輯評論保持開明與公正。
4.永遠抱持容忍態度。保持責任感與自尊心並維持活力與清新。

其中可見第四項「永遠抱持容忍態度」，他不只創立了言論交流平臺，也將貼合著雜誌社創刊的宗旨，在其雜誌社刊登各種言論至少發表了百餘篇文章。這些文章既受到了早年的學院經歷影響，也與時下政治發展密切相關。有趣的是，受過學院哲學訓練的鄭南榕，卻又展現了一股異端特質，他認為「鼓吹自由是好事，吹自由主義那可不必吧？我們寫的東西，又不是學報裡的學究論文，也不是政黨的文告，主義何必常掛嘴邊？」⁴在他的作品中，雖有不少關於自由主義內涵的討論，卻少有直指「自由主義」四字，而是透過討論如何實踐「言論自由」，側面表現了自由主義的內涵。言論自由是他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亦即在威權時代中，鄭南榕所體會到言論自由被箝制的情況，他試圖在國會、律法和街頭運動，三大面向上各自努力，從裡到外想盡辦法突破限制。

(一) 結社自由與政黨政治

鄭南榕認為國會是推動言論自由最直接的戰場，而黨外力量若要在此發揮影響力，必須先完成組黨。這裡似乎凸顯了異端者們並非一體，而是分散於四處各自對抗威權。1986年民進黨成立前，他說「相對於我們黨外雜誌的『爭取言論自由』，我們期望黨外『公職人員』要爭取『百分之百的結社自由』。」⁵「黨外公職人員」被賦予盡快組黨的職責，以爭取結社自由；而作為黨外雜誌工作者，他如同宣教士般，以媒體角色承擔宣揚言論自由的戰線。兩者彼此分工，共同構成體制內外的雙軌策略。

在國會內，面對國民黨官員在立院質詢中經常以法條或政治口號敷衍問題，鄭指出，立院中的黨外立委因欠缺組織與動員，難以與政府展開政治協商。因此他主張黨外立委需要更緊密的集體行動，以推動相關法案，並避免被政府分化。黨外雜誌的職責在於「運用各種傳播的機會和方式，（……）探討臺灣種種問題的功績。尤其是政論雜誌不斷的挖掘探索，已經喚醒多數民眾開始正視臺灣的政治危機，並帶領各種傳播媒體逐項突破言論禁忌，強化整個社會的政治關懷。」⁶。

(二) 法律攻防：挑戰出版法體制

出版法是限制言論自由的核心法令，也是鄭南榕認為必須首先「打倒」的惡法，在外部徘徊對抗的異端者，也可以針對體制內修法提出有效的見解。面對不斷受到打壓的現狀，鄭對新聞自由的四項標準之一：「報刊如有違法，被法庭處罰者，祇限負責人，不影響報刊生存。」《自由時代》存在的使命之一，即為推進百分之百言論自由，建立新聞自由的合法環境。觸碰到出版法及其施行細則雜誌，一旦遭裁定違法，便可能面臨罰款、停刊甚至完全消失的結局。

在法律攻防的另一面，國安法也是國民黨持續控制臺灣言論自由的法條。鄭南榕指出了解嚴後國民黨如何繼續阻礙言論自由：

以國民黨目前制定『國安法』的舉動看來，解嚴對於新聞自由絕不可能有真正的助益。其次，報紙業者是現行報禁政策的受益者，一向聽命於國民黨，絕不可能為了新聞自由而要求真正的解除報禁。這些報社的本意必定是要維護或擴張他們的既得利益。至於新聞局修改出版法則更是可笑。新聞局是個違憲機構，出版法則是一部違憲惡法。⁷

出版審查體制無論由新聞局或警備總部執行，皆與言論自由社會背離。罰款、停刊、沒收等措施，不僅削弱雜誌生存，也製造異議者之間的寒蟬效應，使公眾因為恐懼而不敢自由發言。因此鄭南榕強調，爭取言論自由必須同時在法理辯護、制度改革與出版實踐三方面並行⁸。

(三) 街頭運動：從議題倡議到政治動員

街頭運動是鄭南榕追索言論自由的另一種路線。他認為，若制度內改革受阻，就必須透過街頭行動創造新的政治壓力，使議題得以被社會與國會承認，他說：「要對抗國民黨的違憲行動，真正有效的不是辯論，而是行動。」⁹「要開報禁，先除憲法」¹⁰。

自1986年起，他身著西裝皮鞋，開始站上街頭、拿起布條向民眾呼喊，路過的群眾眼神透露出求知的眼光，也開始改變了過往對異端者形象的認識。519綠色行動、228平反運動、新國家運動等，以言論自由、人權與臺灣主權為主軸，向臺灣社會展示了有別於黨國教育的新知識。這些行動旨在讓民眾理解政治議題與自身權利之間的關係，使街頭成為宣揚言論自由理念的場域。

鄭南榕的自由主義策略不是單線推進地說出討論自由主義的意涵，而是由國會、法律與街頭三者交織的具體實踐。他以黨外雜誌為宣傳基地，連結體制內外的民主力量，雜誌社是他的基地、紙筆為道具、以行動為發聲，言論自由不再是抽象宣揚的理論，而是異端者不斷以身試煉的理想，自由的氛圍正在發酵。

結語：異端何去何從

1989年4月7日，鄭南榕在雜誌社公寓自焚而亡。這場焰火震撼不僅震撼了國民黨當局，也驚動了矛盾不斷的反對勢力，以及正要開始轉動的臺灣社會，可以說是戒嚴體制最後的暗影，也是臺灣「自由史」上最沉重的轉捩點。鄭南榕以自己的肉身，將「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推向極限，使其不再只是紙上理念，而成為具有實踐意涵的政治行動。他的死亡使臺灣社會直面一個難以迴避的問題，追求言論自由的人是否需以生命作為代價？

若以更長的歷史視野來看，鄭南榕的命運彷彿重演了中世紀以來「異端者」的共同結局。那些在知識、宗教或社會理念上先行於時代的思想者，無論是學者、修士或修女，他們在宗教與政治籠罩的社會氛圍之中，被押上火刑臺或自了性命。他們之所以成為「異端」，並非因為實際上危害社會，而在於他們的思想與行動，揭示了政府/社會尚未準備好接受的理想。

鄭南榕之於戒嚴前後的臺灣，也處於這樣的位置。他身上帶著一種過於提前的自由觀，以個人生命作為證成了言論自由思想。而正因為這份理念，使得後來的我們能夠在民主化的今日，站在他所拓開的道路上發言、辯論、書寫。異端的價值並不只是殉道的戲劇性，而在於他們向後世傳達的理想。鄭南榕的自焚並非終點，而是把自由的問題交給了後繼者，我們不該因恐懼而拒絕爭取自由，任何人都不應因思想而遭到壓制。鄭南榕的一生，是一段從異端到普羅的歷史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