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在人間的朝聖之旅

在〈我的大公派史〉¹中，我曾提過自己是如何從「正統」的福音派，逐漸走向對教會傳統傾心的大公派。正是這股尋求教會大公性與合一運動的靈魂悸動，帶領我走上了前往泰澤的朝聖之旅。

我第一次參與泰澤祈禱，是在大一的教會傳統小組裡。那時，學長彥軒拿出了他珍藏的基督聖像，在微暗的房間裡點上蠟燭。在場沒有任何人彈奏樂器，我們就用阿卡貝拉的方式，跟著他慢慢地、反覆地吟唱。當時，身為福音派信徒的我，注意力全都在內心激烈的神學論辯上──「使用聖像究竟妥不妥當？」但拋開這些理智上的掙扎，我心底卻也不得不承認：這音樂與歌詞，真的滿好聽、滿好記的。

後來我才逐漸得知，泰澤（Taizé）是法國南部勃艮第省一個小鎮的名稱。在二戰的戰火中，一位瑞士改革宗牧師之子──羅哲弟兄（Brother Roger, 1915-2005），希望能以祈禱來尋找基督徒的和好之路，因此來到這個小鎮創立了泰澤團體（Communauté de Taizé）。這是一個跨越宗派傳統的修道團體，每年都會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者，而我們所唱的那些詩歌，正是由修會當中的弟兄所創作的，泰澤也因此逐漸成為普世教會合一運動中，最常見且動人的祈禱模式。

在台灣，有一群推廣泰澤的團體 Taizé Taiwan ，他們的志工也都是來自各個不同宗派的。有些人曾親自去泰澤朝聖過，有些人則是純粹被泰澤詩歌的祈禱氛圍所吸引。他們會帶著泰澤詩歌本，²固定到全台不同的教堂去舉辦祈禱會。在台北，像是衛理公會城中教會、濟南長老教會、天主教士林君王堂、天主教古亭聖心堂，都會固定舉辦泰澤祈禱。

到了我大二左右，彥軒邀請我開始去參與衛理公會城中教會的泰澤祈禱，這不僅讓我認識了城中教會的龐君華牧師，更讓「泰澤」成為我心中教會合一運動與大公傳統相結合最理想、最純樸的象徵。

2017年的5月，泰澤團體負責東亞巡迴的韓國籍申漢烈修士（Brother Han-Yeol）來台，台灣泰澤團體在陽明山衛理福音園舉辦了一次泰澤青年營。在營會中，申修士向我們分享了泰澤的日常：修士們是如何與來到那裡的青年、朝聖者們一起作息、一起祈禱、一起工作，他用了一句話總結泰澤的精神──那是一場「信心在人間的朝聖之旅」。而在營會的主日上，龐君華牧師與天主教的胡國楨神父也語重心長地分享了在台灣推動教會合一運動的不易之處。經過此次的營會經驗，我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渴慕著那種如修院般定期祈禱與團契的生活。我將泰澤徹底當作了「教會合一的聖地」，並在心底默默許下願望：真期盼有天，我也能親自去到泰澤。

天主賞賜的機票

大學畢業後，我受到從上頭來的呼召，決志要讀神學院。在預備的過程中，我把這一年當作我的Gap Year，先是在2018下半年到美國去找我男友，接著在2019上半年回台在補習班工作。

那時，我參與了濟南教會的一場泰澤活動，胡國楨神父在當中告訴大家，天主教震旦之友協會今年有提供名額，能資助一位青年暑假到泰澤參訪。泰澤本身的制度是，35歲以下的青年到那裡打工換宿是免費的，而震旦協會願意再補助機票錢。我回去後，便興沖沖地寫 Email 給胡神父，表達我希望在今年6到7月時去泰澤兩個月，然後8月趕回來上神學院的希臘文先修班。令人感動的是，胡神父非常慷慨，他完全不介意我是個新教徒，大方地把這個唯一的名額給了我。

我弟弟劭瑋知道這件事後，也燃起了前往泰澤的渴望，但天主教的名額已經被我占走了。於是，他轉向長老教會總會申請，因為長老教會固定每年或每兩年也會資助一團青年到泰澤參訪。為了配合大學暑假，他申請了7到8月的梯次。就這樣，我們兩兄弟的朝聖時間表錯開了。我帶著天主的祝福，在6月初率先登上了前往法國里昂的班機。

祈禱、工作與共融

到了法國里昂機場後，是一位法國阿伯開車來接我。他告訴我，他也是來泰澤朝聖的，在泰澤不論年齡、資歷或是否繳費，每個人都會被分配到不同的工作，而這位阿伯的工作，就是負責接送我們這些青年志工。晚上抵達男生志工宿舍後，我沉沉地睡了一覺。隔天一早，或許是因為精神恢復得不錯、也沒什麼時差問題，我便跟著其他弟兄一起去祈禱。

泰澤名副其實地就是一個小村莊，村莊的正中心的教堂名叫「修和堂」（Church of Reconciliation），這也是所有人祈禱與生活的中心。圍繞著教堂的，是木造的工作坊、修士宿舍、志工宿舍，甚至還有些遊客是在露營區搭帳棚過夜的。對我們這些跨洲的外國人而言，來一趟泰澤並不容易；但對很多歐洲人來說，這裡就像是個後花園，休假時開個車就過來了，我甚至還看到德國的中學生在這裡舉辦夏令營。

在村莊門口的木門上，懸掛著一口鐘。每天會有三次的祈禱時間：分別是早上8:00早餐前、中午12:20午餐後，以及晚上20:20的晚餐後。每次祈禱大約45分鐘到1小時，只要一聽到鐘聲，大家就會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從四面八方魚貫進入教堂。

我永遠記得第一天踏入修和堂的震撼。教堂內五彩繽紛，錯落著立體的吊燈，陽光透過彩繪玻璃，將各種顏色斑斕地灑在身穿白袍的修士身上。那光影交錯的景象，就如同一座「大型水族箱」一般，看得我眼花撩亂。伴隨著如波濤般反覆湧來的詠唱聲，我不禁在心裡讚嘆：原來世界上，還有這麼美的地方。

每天早餐時間，我們男生宿舍會有自己的分享活動。帶領我們的是一位肯亞裔修士，他告訴我們，在泰澤最重要的三件事就是：祈禱（Prayer）、工作（Work）與共融（Community）。他們認為，這是基督教千年修道傳統中最珍貴的精神，並期盼我們這些志工也能深浸其中。

6月份我剛到泰澤時，整個村莊裡沒有一位志工會講中文，只有一位在英國長大的香港女生能聽懂一點點。雖然我一開始有些膽怯，但這的確是逼自己練習英文口說的絕佳環境。不過，我很快就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和我混得最好的青年志工，大多是印度人和拉美人。原因無他──拉美人普遍英文不太好（和我一樣）；而印度人雖然把英文當母語，但口音實在太重，他們講的英文幾乎沒人聽得懂。因為語言的隔閡，我們之間的互動就變成最單純的肢體語言：互戳對方、偷拿點心出來分給別人、或者去玩印度人的鬍子，就像回到了高中男校一樣，只要所有男生都表現得一樣幼稚，語言隔閡瞬間就不存在了。

相比之下，歐洲人不知道為什麼，總是顯得特別成熟。他們之中有些人高中畢業後不急著讀大學，而是開著自己的車到各國打工換宿尋找人生方向。在早禱分享時，他們習慣發表長篇大論的感想，如果你沒辦法在話題上跟他們對接，或者無法順利地跟他們進行 small talk ，他們雖然會維持著禮貌的微笑，但就很難真正融入他們的圈子。

永不止息的營隊與難民房

在泰澤的第一週，彷彿是生活在天堂一般。我們每天規律地祈禱，空檔時和其他志工打鬧。下午，我會走到下方的農村，想像自己像康德一樣，邊散步邊思考哲學，然後找一面矮石牆坐下，邊看著法國農村的落日，邊讀著我帶來的書。

但那是因為，我還沒有真正投入「工作」。

從第二週開始，我們志工每週會被分組，負責帶領其他來朝聖的青年。工作內容五花八門：有搭帳棚的重體力活，有掃廁所、鋪床，有講求耐性的整理祈禱本、打掃教堂，也有到大廚房幫忙削馬鈴薯、切大蔥；英語或法語夠好的人，甚至會負責幫遊客導覽（通常這只有歐洲人能勝任）。一開始這些工作滿好玩的，他們做事很有步驟，會將方法一一拆解教你，下一週就換你教新來的遊客。

但一週又一週過去，工作開始變得重複。早上吃完飯要工作三個小時，中午祈禱完又要工作三個小時。實質的事情並沒有那麼多，但是，在「工作時間」你不能亂跑，做完了就必須留在那裡，跟同組的遊客們「泡」在一起聊天，這讓我感受到很大的壓力。我發現自己在團體中，好像完全沒有自己的時間，就像回到當兵一樣，所有事情都必須要集體行動。

自從來到泰澤之後，我一直維持著寫日記的習慣，也帶了好多想看的書。休息時，其他男生會在院子裡踢球，我沒有很想參與，就躲在房間裡看書；晚上大家睡了之後，我再趕緊偷溜到會客室寫作。有次，一位歐洲青年不解地問我：「Thomas，你為何總是在看書和寫字？」我回答，在這裡的生活，我很需要有一個人的時間來沉澱心情。他卻反問我：「來到這裡，不就是要過團體生活嗎？」我覺得他講得挺有道理的。但在內心深處，我發現我似乎不如自己原初想像得那麼適合團體生活，我好需要獨處的時間。

在泰澤三餐都是免費的，但他們也還是有雜貨小舖，你可以花1.5歐就買到冰淇淋，晚上也有提供啤酒。因此每天晚上晚禱過後，很多人都會在這裡喝酒、唱歌，一直到三更半夜。有時候我覺得有點荒唐，以前在校園團契時，只要碰到五天四夜的北中門（北區中學生門徒營），大家在一天的活動忙下來後，就會一起找點樂子，這也很正常，但這裡就像是永不止息的北中門，一週又一週的輪迴，新的遊客來了又回去。我覺得好累，好想回台灣。

原本和我同房的是一位巴西人，他不太在乎我做什麼，所以很尊重彼此的空間，但第三週他就回國了。隨後，換了一位新來的菲律賓人睡在我上鋪。他說他也是準備讀神學院的學生，非常熱情地跟我問好。但他不僅自己帶了音響，喜歡在午休時間大聲放音樂，連講電話的聲音也超級大聲。當我跟他反映時，他雖然有試圖「小聲一點」，但我從此就與午休無緣了。下午疲憊地投入工作後，到了晚上，他的打呼聲又像打雷一樣。我發覺，我連最後一點點屬於自己的私密空間，都被徹底剝奪了。

有天晚上，他失眠了。半夜一點，他突然敲我的床頭，問我現在幾點，因為他手機壞了看不到時間。我很訝異為何有人要半夜問時間，沒好氣地告訴他後便轉過頭繼續睡。沒想到，半夜兩點他再來問一次，說他睡不著。等到半夜三點，他又敲我床頭時，我氣炸了。我奪門而出，跑進徹夜開啟的教堂裡。空蕩蕩的教堂此時已經沒有人祈禱，只有我一個人絕望地跪在十架苦像前。我仰著頭問：「主啊！我在這裡擁有的已經夠少了，為什麼還要分給他人？」在泰澤，我似乎已經感受不到任何喜樂。

關於室友的問題，我跟負責帶領我們的肯亞修士反映過好幾次，但他似乎也無能為力。後來，我注意到男生宿舍裡有一間六人房，門上貼著一張紙條寫著「難民房」（Refugee Room）。原本那裡是沒人住的，因為之前有人受不了室友打呼太大聲，修士又沒處理，才自己搬過去避難的。隔天，我得知那間房有人要離開了，且修士沒有安排新人進去，我便立刻跑去詢問裡面的室友，我是否能搬過去？他們笑著說：「歡迎你成為難民的一份子！」從此，我也成為了一名驕傲的難民。

七月的時候，劭瑋要來泰澤，修士就把他分配到另一位打呼室友的雙人房，我很生氣，我說明明前個室友就已經逃走了，為何明知如此還要把我弟放過去，修士拿著房位表說已經沒位置了。我後來就請劭瑋帶睡袋來，寧可在難民房打地鋪，這裡大家反而都很謙讓彼此，也不要跟不尊重他人空間的室友同房。

與此同時，我剛來時認識的那位香港女生，也告訴我她打算提早回去了。因為負責安排女生工作的修女總是把她每週都排在同一個崗位，反映了也沒有用，反而被道德說教。她覺得很無奈，這裡跟想像中的模樣，終究是不太一樣。

成為時間之賊

有一天，一位快要結束志工任期回國的哥倫比亞弟兄，突然問我想不想去克呂尼（Cluny）走走。我愣了一下，問他：「要怎麼去？走過去的話，應該來不及回來吃晚餐吧？」他說我們能看到在教堂前就有一個巴士站，每天都有好幾班車經過，往下一站搭就是克呂尼，上車統一只要投1.5歐元就行了。他說，之前他也不知道那輛巴士通往哪裡，而且看不懂法文有點怕怕的，但有一位德國志工在離開前曾帶他去過一次；這週剛好也是他在泰澤的最後一週，沒有被安排工作，所以想再去走走。

克呂尼──那可是中世紀修道主義的復興之地啊！這個名字一入耳，便讓人心生嚮往。那幾週我剛好被分配到教堂組，因為和同一組的姐妹們一起工作了好幾天，關係處得不錯，我便偷偷跟她們請了假，和兩位哥倫比亞裔的志工一起跳上了巴士。來到克呂尼，我們吃著披薩，瀏覽著那座曾是全歐洲最大修道院的宏偉遺跡，一直逛到黃昏時分，才又搭車回到泰澤。

那次出走，彷彿在我心中種下了某顆神秘的種子。從此以後，我開始化身為「時間之賊」。

有時，我會在早禱的鐘聲響起時，偷偷溜到修院旁邊的森林裡散步，獨自在樹林中聽著遠方傳來泰澤的鐘聲。我心想：這又何嘗不是一種祈禱呢？然後，我開始利用工作的空檔時間，偷偷去研究那條巴士路線，每一站都下車看看，看看有什麼東西──有些是有著古堡的村落、有些是一望無際的向日葵田、有些則是現代化的小鎮。

在泰澤，只有一個特定的定點是 Wi-Fi 區，而且訊號微弱到只能勉強傳 LINE 報平安，連瀏覽臉書都極度困難。但我後來發現，在克呂尼的公共廣場上居然有免費的 Wi-Fi！當我坐在廣場上，重新與世界連上線的那一刻，我突然覺得：外面的世界好快樂啊！YouTube 上的每一支影片都變得無比好看，每一家店賣的薯條和漢堡都美味至極，連去逛法國當地的家樂福，都成了一件令人興奮無比的事。

後來，我便把那輛往返於鄉間的公車戲稱為「通往自由的巴士」。它南端的終點站是馬孔（Mâcon），那是一個擁有火車站的小城市，規模與沿途那些寧靜的農村完全無法相比。後來那裡便成了我沒有工作排班時的最佳去處。沿著馬孔的河濱散步、獨自坐在空蕩的老教堂中、甚至挑一家不錯的餐廳消費享受，這一切似乎都成了我的一種「另類祈禱」。

嚐到了世俗的甜頭後，我也開始偷偷帶著一些印度和拉美的志工去克呂尼玩。有次，一位印度弟兄告訴我，他身上完全沒有歐元，所有的費用包含機票，全都是泰澤幫他出的。於是，我掏腰包花了2歐元，買了一支冰淇淋給他吃。當他接過冰淇淋時，臉上所展現出的燦爛笑容，比他在泰澤時的任何時刻都還要耀眼。

當然，回到泰澤的時刻，我依然會在祈禱時、在空閒時安靜看書。最初，我讀的是《泰澤傳奇》，³藉此認識這座修會的由來與羅哲弟兄的生平；接著，我讀《蘇恩佩文集》，⁴在字裡行間重溫我的福音派歷史；然後，我讀《第二次梵諦岡大公會議文獻》，⁵充實著我的大公魂。直到後來，我翻開了《二十世紀神學評論》。⁶

在書中，我讀到了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故事。他在納粹的監獄中，面對著一個被極權與苦難撕裂的世界，開始發展出「非宗教的基督教」（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的概念，而這個概念，更直接啟發了後來美國1960到70年代的「世俗神學」（Secular Theology）。

這個概念彷彿一道閃電，瞬間擊中了我。

我原本是滿懷著對「神聖」的渴望，來到泰澤朝聖的。我曾以為，上主的一切寶藏，全都藏在教會傳統與規律的修道生活裡。但經過了這幾週在神聖與世俗之間的來回穿梭，我似乎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上主並不只被限縮在修道院的圍牆之中。

我後來坐在馬孔河畔時，讀到一篇介紹赫曼‧赫塞〈流浪者之歌〉的網路文章，上面寫著：

悉達多孤身一人踏上求道之路，過程中歧路重重。（…）直到最後，因無法開悟而絕望的他來到河邊，跟隨一位擺渡者「傾聽一條河流」，那時他才終於學會不再去分辨不同的音聲。他發現所有愉悦、憤怒與哀泣，童稚之聲與瀕死者的呻吟，所有善惡，都融入彼此，交融成萬物奔流不息的進程，構成了整個世界，譜成了生命永恒的旋律。他傾聽這條河流，聽到了自己的靈魂之音。

──朱珏瑾〈赫曼・赫塞：無論是最好或最壞的時代，個人的痛苦從來都無處不在〉⁷

學習去傾聽眾多不同的音聲，不再去分辨──這是我在逃離修院之後開始學到的事情。

回到修院後，我看事情的眼光也逐漸改變，最初幾週我很喜歡在祈禱時盡可能地坐在聖堂最前端，坐在修士旁，感受到陽光灑下時的聖潔與修士整齊如潮水般的歌聲。但後來我在祈禱時喜歡坐在後面，有很多遊客要餵奶、小孩在哭鬧、老人身體不適在咳嗽、或者唱的音準完全跟不上，但在這眾多的音聲當中，我似乎感受到了這也是教會中真實的一面──許多人其實是無法在神學上、在經驗上好好地與體制對齊的。

前往世俗朝聖

七月初，終於盼到劭瑋來到泰澤了。他這趟朝聖之旅也是坎坷，因為遇上長榮罷工，長老教會總會的出訪團被迫取消；後來在他一再懇求下，爸媽才同意自費讓他過來。他自己訂了機票飛到巴黎，再從巴黎坐火車到勃艮第，然後我到馬孔車站去接他。

當他抵達泰澤時，這裡的志工組成已經跟六月時很不一樣了。多了幾位中國志工，中文不再是完全不通的語言。劭瑋來到泰澤的第一天，就展現了與內向的我截然不同的社交能量，很快便與所有人打成一片。他跟人家借了一把吉他，彈起了拉丁彌撒曲，那些原本不太會講英文的拉美志工一聽，立刻驚喜地跟著大聲詠唱，原來，這就是天主公教跨越語言的威力。此外，他帶了很多台灣泡麵分給非洲志工吃，並教他們怎麼使用筷子；他還用厚紙板剪成象棋的形狀，寫上漢字，跟韓國人下起象棋，到後來連那些完全看不懂中文的拉美人，也都被他教會了規則與如何分辨棋子。而我這個做哥哥的也跟著沾光。雖然我已經在這裡待了一個月，但大家現在更習慣稱呼我為「Calvin（劭瑋）的哥哥」。

劭瑋來了之後，我們兄弟倆常常會去逛修院旁邊的向日葵田，或者走到下方的農場去看夕陽。有次，我們聊起了各自的志向。我是在前一年轉到衛理公會聚會的，而劭瑋則是轉到長老教會；他原本的志向是跟我讀同一間神學院，然後到鄉下的一間台語教會去牧養。但這次來到這裡，他一直覺得自己萌生了成為泰澤修士的夢想，希望以此身分成為一位締造和平的使者。我看著夕陽告訴他，這次來泰澤以後，我對於信仰與朝聖的看法有了極大的改變。我原以為泰澤是我大公合一旅程的終點，但其實它也只是一個中轉站而已。回台灣後我仍然會去讀神學院，但我希望自己能繼續抱持著「旅人」的意識過著每一天。對我而言，這場朝聖，永遠不會有結束的一天。

在我待在泰澤的第六週，迎來了我的「安息週」。在這週裡，我們會獨自住進另一區的小屋，不會被安排任何工作，而且全泰澤的人只要看到你，都會對你比一個「噓」的手勢。那一整週的目的，就是專心地祈禱、獨自走走看看泰澤的風光、享受與上主同在的時光。安息週的前兩天，我真的覺得自己得到了救贖。那種不用再一直被迫與人交際的安靜，才是我當初來朝聖時所期待的泰澤樣貌。

但到了第三天，我骨子裡那股反叛的血液又不安分了。我決定要繼續用我之前發掘的方式，到泰澤「之外」去尋找上主。我跑去問劭瑋要不要一起去里昂，從馬孔坐火車只要一小時就能到。劭瑋一開始極力拒絕，他覺得待在泰澤很好，如果偷跑出去他會良心不安；但我一直用「到世俗朝聖」的神學理由來蠱惑他，最後他終於妥協了。於是，我先跑到克呂尼用網路訂好了火車票。

隔天一大清早，我們趁著大家早禱之前，偷偷溜到村莊下方的公車站，坐上六點的公車前往火車站。一路上，充滿罪惡感的劭瑋坐在車窗邊，嘴裡不斷默念著：「主啊，我是個罪人，請憐憫我。」

然而，當我們抵達里昂，看著電影場景般錯落的紅瓦屋簷、聖修伯里與小王子的雕像，以及那彷彿「世俗朝聖之所」的百貨公司時，一切罪惡感都煙消雲散了。中午，我們坐在餐廳裡大啖美食，終於不用再吃修院裡的法棍和馬鈴薯泥配蔬菜糊。

我問劭瑋：「你還後悔出來走走嗎？」

他誠實地回答：「這裡有泰澤沒有的快樂。」

在這次「世俗啟蒙」之後，劭瑋徹底被我同化了。後來，我們幾乎把馬孔附近的大城市都去過了一遍。原本我還野心勃勃地想去瑞士日內瓦，或者是教宗曾被囚禁的亞維儂，但算了一算時刻表，發現根本無法在一天內趕回泰澤，最後只好作罷。

何處有仁

在泰澤，每個人都會被分配到一位每週進行個人談話的修士，每週也都會有以地區為單位的「地區之夜」。原本亞洲志工的這些活動都是由負責東亞區的韓國籍申修士帶領的，但在我們抵達泰澤前，申修士不慎跌倒骨折，留在韓國的醫院休養無法前來。因此，與我進行個人談話的換成了一位香港修士，而負責和劭瑋談話的，則是一位印度修士，他同時也是我們亞洲之夜與亞洲志工行政事務的臨時負責人。但我們不太喜歡那位印度修士。有次在亞洲之夜中，他直接對著我們說：「你們中國人都喜歡亂跑出去，這是違規的。」這番話讓我們幾位華人志工都覺得被刻意針對，從此我們便不再去參加亞洲之夜了。

很快地，我在泰澤的時光進入了最後一週。我原先規劃在離開泰澤後，先去巴黎遊覽幾天，接著再坐歐洲之星到倫敦找彥軒，他當時正好在英國讀書。六月份我與香港修士約談時，曾詢問他劭瑋在我離開時，是否能跟我一起先去巴黎和倫敦幾天，等我七月底回台後，劭瑋再回泰澤繼續待到八月底。當時香港修士說 OK，並把劭瑋的志工時間分成了兩個時段，劭瑋也因此提前訂好了前往巴黎和倫敦那要價好幾百歐元的火車票。

結果，到了我最後一週時，那位印度修士卻強硬地拒絕了劭瑋的離營申請。

他說：「離開了，就不能再回來了。」

我們抗議道：「可是其他歐洲人也是直接開車出去玩，然後又回來啊！」

修士仍舊搖頭：「不行，這樣我們很難安排工作。你們已經訂車票是你們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

劭瑋因此感到非常愧疚與沮喪，那好幾百歐元的火車票就這樣白白泡湯了。

更糟的事情還在後頭。因為我初來泰澤時沒有辦網路，想說在此是要專心祈禱，但接下來要去巴黎，要訂房訂車票等等，沒有網路實在寸步難行。於是，我在網路上買了一張網卡，填了地址讓它寄到泰澤。結果直到我即將離開的那一天，也沒有收到。我心急如焚，每天都跑去辦公室詢問是否有收到網卡。

最後，那位印度修士極度不耐煩地對我說：「為什麼你們中國人都要這樣麻煩他人？我們這裡本來就不該用網路，你沒有收到，這不是泰澤的事情。」

那天，我走在修院裡，實在好生氣，甚至感到一陣強烈的恨意席捲而來。

我看著這座被譽為「傾聽與修和」聖地的小鎮，腦海中突然浮現了我在《泰澤傳奇》中讀到的那段歷史──羅哲弟兄最後究竟是怎麼死的？

2005年8月，有一位患有精神疾患的女人，在住在泰澤期間遇到了一些飲食上的問題。她好幾次向修士們反映，卻始終沒有得到妥善的回應與照顧。有一天在教堂晚禱時，她把餐刀藏在衣服中。當眾人閉目祈禱時，她走上前，將刀子刺向了羅哲弟兄的頸部。醫療人員趕緊衝上前急救，但當時整個會堂裡有來自全世界2500多位朝聖者，面臨死亡恐懼與可能引發群眾恐慌的當下，修士們做出了決定──讓教堂裡的人們繼續祈禱。⁸當時，詩班正反覆吟唱著泰澤最有名的一首曲子：

Ubi caritas et amor, Ubi caritas, Deus ibi est.

何處有仁，何處有愛，何處有仁，上主必常在。

這天晚禱時，我坐在教堂裡，聽著眾人唱著這首〈Ubi caritas〉，閉上眼，想像著那個女人當初究竟是多麼地憤怒與絕望，才會將刀子刺向一位被世人敬仰的「和平締造者」。泰澤不是總對外宣稱，他們永遠在虛心傾聽世界的聲音與青年的聲音嗎？那一刻，因為自身遭遇的委屈與憤怒，我竟瞬間共情了一位殺人者的絕望。我突然覺得，那些在台上被講述的完美泰澤見證，那些如同模板般被寫下的泰澤朝聖心得，對某些求助無門的邊緣人來說，該是何等的壓抑啊！那些在泰澤成為「難民」的人，那些在泰澤被歧視的人，那些在泰澤得不到援助與傾聽的人，他們的聲音，到底在哪裡？

雖然心中充滿了質疑與憤怒，但最終，我也只能接受這個現實。我放棄了網卡，隨手拿了一本以前台灣旅客留在交誼廳的繁體字《法國旅遊通》，打算就靠著這本紙本地圖去闖蕩巴黎。

離開前一天，我為當週要一起離開的志工們，在男生宿舍舉辦了一個小型的道別派對。大家在晚禱後聚在一起，繼續唱著泰澤的詩歌，分享對彼此的感受。我拿出從台灣帶來的王子麵，發給每個人一小包，並附上我親手寫的小卡。志工們對於我們在團契中常做的這種小事，都感到無比地驚喜與感動。

隔天下午，我拉著行李箱，這次是「正當地」來到了村口的巴士站。手邊沒事的志工們全跑來送行了。當巴士緩緩駛進車站時，大家圍攏過來，沒有太多言語，只是一一拍著我的肩膀、與我深深擁抱。接著，這群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們，在公車站旁清唱起了那首熟悉的旋律：「Ubi caritas et amor, Ubi caritas, Deus ibi est.」

聽著這純粹、自發的歌聲，我眼眶微熱。這一次，我沒有感到猶豫，也沒有質疑，跟著大家一起合唱了起來。在這個準備啟程離開的瞬間，在這群青年中間，在泰澤，我真實地感受到了上主的同在。

流浪漢之夜

當初是我到馬孔車站去接劭瑋的，所以我離開時，他也理所當然地坐上公車，要送我到馬孔轉乘夜車。在搖晃的公車上，我告訴劭瑋，我前一天搭車去了巴士北邊的底站沙龍（Chalon-sur-Saône），那裡到處都搭起了舞台與裝飾。我在一家台灣人開的日本料理店吃飯時，老闆娘興奮地說，他們下週要舉辦城市藝術節嘉年華，全歐洲的馬戲團和厲害的表演藝人都會被請過來。我略帶遺憾地對劭瑋說：「我是沒機會去看了，若你有空，記得去看看。」

到了馬孔後，因為我要搭的是半夜一點的夜班客運前往巴黎，而他預計搭傍晚六點半的回程巴士回泰澤，所以我們就先在車站附近找了家餐廳悠哉地吃晚餐。我們還互相打賭誰點的「主廚特餐」比較好吃，結果端上來時，他的是一盤塗滿黏膩巧克力醬的可麗餅，看著他的表情，我們忍不住大笑出聲。

結完帳，我們走出餐廳又看了一次手機中的時刻表。糟糕！今天是星期天，最後一班回泰澤的巴士是下午五點半，根本不是六點半！我們兩人立刻在大街上拔腿狂奔，往火車站的方向跑。我因為拖著壞了一個輪子的行李箱，根本跑不快，只能叫劭瑋自己先跑。等我氣喘吁吁地接近車站時，剛好看到那輛熟悉的綠色巴士在我面前呼嘯而過，我心想說劭瑋回去了。結果過沒多久，我看到劭瑋光著一隻腳，一拐一拐地走回來。他原本想說只是來馬孔吃個晚餐，所以只穿了拖鞋出門，結果死命追著公車跑的時候，一隻拖鞋就這樣硬生生斷掉了，而巴士還是跑掉了。

看著他狼狽的模樣，我忍不住在一旁大笑。原本笑得開懷的劭瑋頓時變得無比鬱悶，默默走到販賣機前，買了一瓶咖啡給自己喝。我們無奈地研究著時刻表，明天最早回泰澤的公車是早上五點發車，而我的客運是一點來。於是，他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在車站陪我了。

到了晚上九點，站務員走過來地告訴我們：火車站要關門了。車站拉下鐵門，我們被趕了出來，只能並肩坐在站外漆黑的公車長椅上，望著馬孔空蕩蕩的軌道。我轉頭看著他，說：「你以前不是常說，找天想去公園的長椅上睡一晚，體驗一下流浪漢的生活嗎？每次提出來都被爸媽罵。現在來到國外，你的夢想終於實現了。」

他苦笑說：「對啊，這輩子大概也不會有機會，再像這樣在公車長椅上過夜了。」

那個夜晚，我們兄弟倆坐在冷風中，聊了好多好多事情，從小到大的生活細節全被翻了出來。接著，我打開了手邊的泰澤日記本，藉著微弱的光線，開始把我在泰澤這六十天發生的事情，一頁一頁、一天一天地唸給他聽。在這個漆黑的夜裡，他彷彿陪著我重新經歷了我在泰澤的這六十天；也彷彿，我們在泰澤已經共同經歷了一生。

等到半夜一點半，那輛前往巴黎的客運突然像從異世界闖入般，不知從哪裡冒了出來。原本空無一人的公車站，也神祕地冒出了其他乘客。我站起身，與這位陪我流浪半宿的兄弟真正地擁抱道別，然後跟著大家一起踏上漆黑的巴士。

巴黎蒙難記

過了一宿，我在早晨七點半抵達了巴黎。我拿著紙本地圖，沿著捷運線一邊對照法文路名，還真的給我順利找到旅館了。我特別將旅館訂在蒙馬特區，為的沒有別的，就是因為我無比渴望能親眼看看那座純白無瑕的耶穌聖心堂。

剛到的第一天晚上，吃完晚飯大約七點，巴黎的天空依然亮著。我滿懷期待地朝著聖心堂所在的山坡走去。路邊遊客熙熙攘攘，但當我越往上走，就發現有一群黑人到處攔著路人，要兜售他們手上的「幸運手環」（其實只是一條普通的繩子）。白人遊客只要大吼他們一聲，他們就會立刻退開。

我見狀，刻意稍微繞路想避開他們。結果沒想到，他們一看到我這個形單影隻的亞洲人，立刻像發現獵物般衝過來，將我團團圍住。兩個人死死抓住我的手和書包，另一個人硬生生地把繩子套在我的手腕上，打了一個死結，並立刻把多餘的線頭剪斷，讓我完全扯不下來。

我一開始驚恐地喊著我聽不懂法語，並試圖向周圍的路人求救。但過往的遊客似乎早已對此習以為常，完全沒有人停下腳步。他們緊抓著我不放，說這條幸運手環要十歐元。我拼命試圖解開那個死結，卻徒勞無功。當下我心裡閃過一個可怕的念頭：要是我真的激烈反抗，我看過的新聞裡，那些隱藏的刀子說不定就真的捅上來了。我實在沒轍了，只好妥協去掏錢包。但悲劇的是，我剛到巴黎，錢包裡只有從台灣帶來的一百歐元大鈔，根本沒有十歐的零錢。他們一看到那張一百歐元，眼睛一亮，立刻一把抽了過去！

他們當中帶頭的老大看我一臉驚恐，便扮起白臉說：「那不然，我找你五十歐。剩下的四十歐，我們會幫你奉獻給耶穌聖心的。」他一邊說，一邊得意地指著山頂上那座純白神聖的教堂。接著，他還笑著跟我說很高興認識我，說他們是奈及利亞人，有機會可以去奈及利亞找他們玩。

我被放開後，三步併作兩步、踉蹌地逃進了聖心堂。我絕望地癱坐在教堂的木椅上，抬頭望著正前方慈悲的耶穌聖心像，覺得這一切荒謬到了極點。我想起高一時，曾在西門町被強迫推銷愛心藝術筆，花了五十塊台幣；結果如今，一條破繩子竟然要我五十歐元！網路上別人被搶也都是十歐，為什麼偏偏要搶我五十歐？我越想越氣，憤而在耶穌的聖心前，用力將那條象徵厄運的繩子給割斷。

那天晚上回到旅館，我一整晚都在冒冷汗，輾轉難眠。但我告訴自己不能這樣屈服：我是一位旅人，一位朝聖者，我絕對不能讓這些搶匪毀了我遊歷巴黎的心情。

因此隔天一早，我立刻動身前往巴黎警察局報案。我在那裡等了一個早上，好不容易輪到我，我焦急地跟警官訴說了來龍去脈。結果警官聽完，只是淡淡地看著我說：「他們還有找你五十歐元，代表這是『商業糾紛』，不能算是搶劫。我們只能讓你發一個給巴黎市警局的通告，聲明你對在巴黎發生此事感到非常遺憾，但這不能立案。況且當時晚上七點警察都下班了，也沒有人可以為你作證。」

我無奈地簽下了那份所謂的「通告」，據說每年在巴黎，像這樣石沉大海的治安通告有幾千則。⁸臨走前，警官注意到了我胸前佩戴的十字架，便對我露出了一個微笑：「哈利路亞！祝聖母瑪利亞保佑你。」

在經歷了這場世俗的「洗禮」後，我努力打起精神，繼續在巴黎這座混亂又迷人的城市裡展開我的世俗之旅，照樣去看了凱旋門與艾菲爾鐵塔。

被逐出大公教會

到了在巴黎的第三天下午，當我正準備進去逛羅浮宮時，手機突然響了。是劭瑋打來的。我趕緊找了一處 Wi-Fi 訊號比較好的角落接起電話。

一接通，他就說：「大哥，修士跟我說我不能繼續待在泰澤了。我能去巴黎找你嗎？」

我嚇了一大跳，對著手機說：「為什麼？你那天不是已經回泰澤了嗎？」

他平靜地向我解釋了這幾天發生的事。原來，那天他在馬孔的公車亭長椅上睡了一晚，幸好有穿薄外套。等到清晨五點首班公車終於來的時候，他卻發現自己精神出奇地好，看著漸漸亮起的天光，他突然不想立刻回泰澤了。

他想起了我在公車上對他說的話，於是臨時起意，直接坐到了終點站沙龍。在那裡，他走進了那場盛大的城市藝術節，到處都是紛飛的氣球與彩帶、歡樂的小丑與驚奇的馬戲團。他在電話裡讚嘆地說：「我輩子從來沒有看過這麼美的城市。」結果，他直到晚上才心滿意足地回到泰澤。這一整天下來，他錯過了集體的早餐與午餐，負責點名的肯亞修士感覺到不對勁，一查之下，才發現他竟然有一個晚上沒有回來。

那位拒絕劭瑋離營申請的印度修士，立刻嚴厲地把他找去，跟他說：「你這樣應該是慣犯了！在外過夜違反了住在泰澤的規則，因此，我需要請你明天就離開這裡。」

劭瑋告訴我，面對修士的驅逐令，他沒有做任何辯解。因為他覺得，我們本來就違反了修院的規則，如今被逐出泰澤，也是罪有應得。當時，那位香港修士有關心他的機票事宜是否有著落，但他倔強地不願意告訴修士任何事。他要自己想辦法，跟別人借了網路好不容易改好機票時間，並打算將之前那張被修士宣告「作廢」的歐洲之星火車票派上用場──他要來巴黎找我，然後跟我一起去倫敦。

聽完他的敘述，我已經沒有心情逛羅浮宮了，內心感到無比的憤怒與心疼。

第一，泰澤怎麼能這樣冷酷地把人趕出來？我們在台灣做團契輔導時，連學生在營隊後是否有安全回到家，都會要求他們傳訊息報平安。而在連機票、車票、網路都沒有著落的情況下，泰澤作為一個標榜「仁愛與修和」的信仰群體，竟然就這樣要求一個外國青年立刻離開異國他鄉的修院？

第二，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責。我覺得這件事追根究底都是我的錯。是我帶他偷跑出去的，也是我慫恿他去沙龍看藝術節的。劭瑋的這次失誤，讓修士把這一個多月來對我們種種「叛逆行徑」的不滿，全都怪罪到了他一個人頭上。我實在覺得，是我這個做哥哥的嚴重失職了。

然而，面對我的憤怒與自責，電話那頭的劭瑋卻顯得異常淡定。他說：「我覺得這都是上主的安排。即使被逐出教會，被教會詛咒，也是上主的安排。」

他說，在那流浪的一晚與充滿藝術氣息的一天裡，他已經得到了太多。他在這一個月中，其實已經足夠深刻地體驗了泰澤的真實樣貌，他不覺得自己還有缺乏什麼。他甚至覺得，如果乖乖聽話在泰澤多待一個月，可能只會得到一杯水般的體悟；但如今被大公教會給趕出來，他生命中的體悟已經多到滿溢出來了。

兩天後，在一頓兵荒馬亂的折騰之下，這位被修院流放的朝聖者，終於來到巴黎千里尋兄。當我們在喧鬧的巴黎北站月台上會面、緊緊擁抱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我們這對兄弟，一個在聖殿前被搶劫，一個被從修道院驅逐。但如今，我們成為了這世界上最自由的旅人與朝聖者。

負罪的朝聖者

在巴黎北站會合後，我們兄弟倆搭乘火車來到了英國倫敦。那幾天，正在倫敦讀基督教藝術的彥軒，特別帶著我們去看西敏寺，也去看了約翰‧斯托得曾經牧會過的萬靈堂（All Souls Church）。但經歷了這幾天以來的各種波折與衝擊，我實在好累。後來幾天，我幾乎都待在彥軒的租屋處睡覺休息；反倒是沒有逛到巴黎的劭瑋，逛倫敦逛得非常勤奮，甚至還特別跑去約翰‧衛斯理的母堂，幫我買了一張衛斯理的海報回來。

彥軒問我：「在泰澤的旅程如何？」

我實在有點難以啟齒，只能支支吾吾地跟他講了我們受不了修院生活、偷跑出去、最後被驅逐出泰澤的遭遇。他聽了覺得非常驚訝，但他隨後說，即使如此，他還是會想親自去一趟泰澤。這段羞赧的經驗，後來陪伴了我很久。回到台灣後，每當我試圖跟朋友解釋我在泰澤遭遇的種種壓抑與失落時，他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可是，是你們先違反規定在外面過夜的啊。」

我禮貌性地仍然去參加了幾次在台灣舉辦的泰澤祈禱，但泰澤團的人看到我，便湊過來小聲地問：「聽那邊的修士說，你們違反規則偷跑出去是嗎？」有一次泰澤祈禱，我看見胡國楨神父，心裡還是想走過去跟他好好道謝。但他看見我，只是淡淡地微笑了一下，轉身就離開了。我不禁想，或許神父也早就聽說了那些事；或許，我們兄弟倆在泰澤留下的這些「不良紀錄」，將會影響未來台灣青年申請去泰澤做志工的資格。

我既覺得愧疚，但同時心底也生出了一股難以言喻的悲哀。我心想：我們的倫理學，似乎總是只願意傾聽「無辜者」的發聲；而「犯罪者」的經驗與感受，似乎被認為是不值一提的，因此，我只能閉上嘴，默默地把受傷的感覺吞下去。

後來，有好幾年的時間，我對於泰澤的詩歌產生了某種 PTSD 。我不再想聽到那些曾經在教堂裡感動過我的旋律。然而，同行的劭瑋倒是沒受什麼影響，劭瑋一直都相信無論遇到什麼都是命運，都是天主的安排，後來他甚至加入了台灣的泰澤團體，去幫忙彈吉他伴奏。¹⁰

就這樣，又過了幾年。

我經歷了離開神學院，也離開了教會。直到這時，我才終於有勇氣把當初那份《泰澤日記》重新拿出來，整理成一本小冊子。我重新去審視那短短兩個月、卻彷彿已經度過了一生的心路歷程與轉折，也才終於能好好思考「去泰澤朝聖」這件事，究竟對我的神學觀產生了什麼決定性的影響。

文字的梳理，讓我超脫了一些個人恩怨與當初的利弊得失。或許，當初的確是上主親自帶領我們去到了泰澤，隨後，又藉著修士的手將我們趕了出來。我們被趕出修院，但我們在外面所得到的，似乎的確比乖乖待在裡面還要多得多。

我看著《泰澤傳奇》書上的一段話，上面寫道：

我們一起生活的歲月，一起經歷的一切，都使我們肯定，我們能夠冒險，終生向上主說「是」。我們清楚知道，自己是永遠都不會準備好的。我們知道，靠自己的力量是沒能力堅持的。但是，我們也知道，為表明這個「是」，我們自己身上所欠缺的一切，將來會幾乎日復一日地賜給我們。我們想：「聖神時常臨在，為與我們一起承諾。一切將逐漸地賜與。」

當我反問自己，我們對共同生活有什麼期望時，出現了這個答案：一個讓我們能夠為別人承擔責任的生活，一個在各方面都保持簡樸的生活，這包括說話的表達、人與人的相處和交流、安排事情的方式、款待。這生活好像簡單的語言，人們在此認出福音的標記。

── 《泰澤傳奇》，頁38-39

闔上書本，我也似乎重新理解了申修士當初所說的「信心在人間的朝聖之旅」究竟是什麼意思。的確，我的旅途尚未結束。自從去了泰澤之後，我這輩子，都已經是一位旅人，永遠踏在朝聖的路上。🌏

【作者附註】

這篇文章的初衷，並非為了指控或否定泰澤團體的價值。事實上，直到如今，泰澤依然是我所經歷過，最致力於強調傾聽與修和的信仰群體。

我希望透過這段文字所呈現的，是一種真實的生命張力：一方面，是我自身亟需獨處空間和略為內傾的性格，在面對過度緊密的團體生活時所產生的劇烈不適；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一個龐大且跨國的朝聖體制中，確實有許多幽微的個人特質與需求，是現有的制度難以全面照料到的。

然而，這場看似充滿「挫折」與「幻滅」的朝聖之旅，卻成為我生命中重要的轉捩點。它不僅像一面鏡子般，逼迫我誠實地重新認識自己的邊界，更為我日後神學思想的轉向，提供了特殊的養料。

回首這段旅程，我依然深信：是上主親自引領我們前去，也是上主將我們逐出。而天主的計畫，總是常以我們難以想像的角度與方式，在這不完美的世俗中悄然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