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簡介

本期《無境界者》特別邀請與龐君華會督相識四十年、攜手走過台港兩地服事的楊肇悅師母接受訪問。在台灣衛理公會裡，龐會督的身份從來不只是一位堂區的牧師——他也是曾是校園團契的同工、香港循道衛理會的實習神學生、《景風》期刊的執行編輯、城中教會的主任牧師、衛理神學研究院的代理院長與院牧、台港循道宗禮儀更新的推動者，及至後來擔任衛理公會總會的牧職會長與會督 。在這些公共身份之外，他還是一位丈夫、一位父親，一位需要面對自身軟弱的人。

楊肇悅師母自 1980 年進入校園福音團契文字部擔任編輯，於那裡認識龐君華，兩人於 1985 年結為連理。1987 年隨夫赴港，在香港的十二年間，師母先後於出版社與衛理公會文字事工部任職，成為家庭的經濟支柱；1999 年隨君華返台，之後也與他同行開拓衛蘭團契與承接城中教會的牧養事工。

本次專訪期盼透過師母最親近的視角，帶領讀者認識龐會督豐富的生命經歷背後的心路歷程。她以妻子、同工、夥伴的姿態，與我們分享兩人在跨越台港事奉歲月中的默契與堅持，並留下龐會督在面對承擔教會的牧養責任之餘，於家庭經營與真實性情裡最珍貴的生命見證 。

──廖丞譽
2026.05.23

受訪者簡介

楊肇悅師母，台北人，1980 年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畢業翌年（1981 年）進入校園福音團契文字部擔任編輯，主編當時的中學雜誌《佳音》，並與同樣在校園服事多年、將從文字部轉入團契部的龐君華相識，兩人最終於 1985 年結為連理。

1987 年，師母隨夫返港，陪伴君華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組（今崇基學院神學院）攻讀道學學士（B.D.）與神學碩士（Th.M.）學位。在香港的十二年間，師母先後任職於道聲出版社編輯部與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總議會文字事工部，支撐起丈夫在求學期間的全家生計。1992 年，兒子龐亮軒於君華道學學士畢業典禮當天於香港誕生。1999 年，師母隨夫返台，之後便與他一同開拓衛蘭團契與承接城中教會的牧養事工。

受香港循道衛理傳統的影響，師母對「師母」一職的看法不同於一般華人教會——她自我定位為「一位姊妹、一位配合者」，不擔任傳聲筒、不主導決策，也樂於將適合的人推上服事的位置。也正是這樣的自我定位，讓她在與龐君華牧師四十年的同行裡，成為龐牧師最好的夥伴與陪伴者。

君華的童年經歷與信仰萌芽

丞譽：師母平安，很感謝師母願意接受我們的訪談，讓我們也有機會透過師母的追憶一同紀念龐牧師。我們第一部分想請師母聊聊龐牧師早年的生平。龐牧師六歲就從香港搬到台灣，當時是什麼樣的契機？整個家庭又是如何適應這段遷徙？他的信仰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嗎？

師母：君華是1957年在香港出生的，龐家是在我公公婆婆那一輩就從廣東移居到香港了。但那時候香港的經濟狀況不是那麼好，生活也比較辛苦。他有一位姑媽是住在台北，覺得他們如果到台灣來，可能可以找到比較好的工作，所以就要他們一家來。但是他爸爸並不是太願意來，所以他們一家人來了以後，他爸爸大概來了一段時間就回去了，從此就分隔兩地了，因此我沒有見過我公公。君華母親就獨自在台北帶四個孩子，因為君華是老大，下面幾個弟弟妹妹都很小，所以他母親很辛苦，生活也很辛苦。

他來就是上小一，大概六歲左右。他原本只會講粵語，在家裡都是講粵語，所以他們完全不會講國語，來台灣才學的。你們也知道在那個年代，不會講國語是很嚴重的一件事情，連台語都不能講了，何況是粵語，所以他們一來上學，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學講國語。他們家原本也不是衛理公會的，是他姑媽帶領他們開始去台北衛理堂，後來姑媽就把他媽媽還有幾個小孩一起帶進教會中。

辰瑋：請問龐牧師後來會走上全職服事的路，是不是跟在北衛的這段時光有關？

師母：就像我在他追思禮拜中寫的那篇文章講的一樣，他那時候一開始接觸其他基督徒學生就是在北衛的青年團契，他後來在那裡長大，就成為團契同工。夏長華牧師有帶他，他從那個時候開始，在北衛擔任輔導、帶領年輕人，就感受到能夠帶領年輕人是很不錯的事情，也覺得教會有這方面的需要，慢慢就往這個方向走。那也是因為這樣，他後來才會進校園福音團契。¹

在校園團契中的相遇

丞譽：那師母跟龐牧師是怎麼認識的呢？想請師母也聊聊您們在校園團契服事的這段日子。

師母：我原本就是台北人，外省家庭，本來是浸信會背景，文化大學畢業之後過了一段時間進到校園，大概是 1981 年左右，在校園文字部的編輯部，主要做中學雜誌《佳音》。我進去的時候，龐君華也是在文字部，但是好像已經算是傳道同工，他比我早三、四屆進去的。他是念崇右企專（現崇右影藝科技大學）五專畢業的，校園團契那個時候要收五專畢業同工是有點困難的，但是大概他的意願很強烈，也願意學習，所以後來校園就願意收他。他畢業前後在保險公司做過很短暫的一段時間，然後才進了校園文字部，做了幾年才再申請進入團契部。

辰瑋：那請問您們認識之後，是什麼樣的契機讓兩位決定要交往？

師母：就是覺得對了吧。大家的想法差不多、對服事的態度也差不多，覺得可以繼續下去一起服事。我從小是基督教家庭長大的，個性比較乖，本來就有一種想法是：「如果上帝呼召我，我就出來服事」，但是我也知道我自己的個性並不外向，不是那麼會宣講的那種，所以一開始也很猶豫。我的父母並不是很贊成我加入校園，他們覺得我不適合，後來過了很久才同意。當時校園內部有一個規則──就是同工一定要跟同工結婚，並且交往前要先諮詢牧長等等，可是那個時候我們已經在交往了，因此在這過程中就遭遇過一些阻攔。

那個時候校園的氛圍就是覺得：「你們沒有先諮詢過牧長就決定要交往，而且沒有先禱告多久多久，你們這是走在上帝的前面。」所以那時候有很多阻攔在中間，我們中間也斷斷續續了一段時間。因為他們覺得我們沒有順服、沒有聽從團契的指引，所以君華本來在台北服事，就被調到台中去服事。我們就這樣經歷了大約兩、三年的考驗，1985 年才正式結婚。

辰瑋：後來龐牧師很常在討論台灣教會的現象時，講到宗派教會「小群化」的問題，導致基督徒普遍保守甚至具有反智的性格，請問那個年代校園的氛圍是否也與此有關？

師母：這個你必須要去了解當時台灣基督教的氛圍。像我們從小在教會長大的，就感受得到那個時候是非常保守的。保守到一個程度，有一段時間的教導，就是你連看電視、看小說、看電影什麼都不行，會被說這是愛慕屬世的事情而非屬靈的事情，但這是很違反我們年輕人的氛圍的。那時候校園、華神（中華福音神學院）剛起來，一般教會的看法是「其他神學院與機構出來的傳道人，大部分是中學畢業就進去就讀與服事，水準不夠；校園、華神收的是大學生，所以出來服事比較有水準。」但是校園跟華神又不一樣，那時候校園並不主張同工去神學院就讀，他們有自己的訓練部，認為在訓練部訓練歸納法查經就好了，所以校園那時候反而不太願意接納從神學院畢業的神學生。

所以你要說當時的校園團契是一種小群，這也正確，就是自己感覺良好的一個小群。但當時這種保守的神學氣氛，在教會裡、在那個年代是 OK 的，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解嚴，整個社會都是很保守、很封閉的。君華後來會想要去香港念神學，其實就是覺得台灣校園這樣的氛圍沒有辦法回應一個正在變遷的社會。

在崇基經歷的神學洗禮

丞譽：1987 年龐牧師決定回到香港讀崇基神學院，當時是什麼樣的契機讓他做出這個決定？師母又是怎麼陪伴他走過這段過程呢？

師母：台灣教會界那時候是很保守，我們要去念神學在校園中是一個很大的衝擊，他們不喜歡同工去念神學，覺得你去念神學就是瞧不起訓練部。其實君華想要念書已經很久了，之所以一直沒提，是因為校園的氛圍認為「你就是愛慕學位才要去念書」。但是他心裡的感動越來越強，一方面是社會在改變，另一方面是學生的需求——如果校園同工還是用很制式或保守的態度去回答，是不能滿足學生的需要的。他覺得自己需要再充實。

為什麼會選香港？首先，因為他自己是香港人，他也希望藉這個機會跟香港的根有所連結，所以很積極地回香港去辦身份。但是我們去香港的時候他還沒考上任何神學院，所以一開始是先借住人家家——你知道香港的地方都很小，一間房子可以住五、六個人，我們就這樣在別人家打地鋪住了半年。後來，他去報考了中神（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²，也考了中大（香港中文大學）的崇基神學組³。他心裡比較沒有把握的其實是崇基，本來他以為中神願意收他，因為中神跟華神很像，都是福音派的；但中神一直沒有回覆，好像並沒有把他當作優先選項。

辰瑋：聽說龐牧師當時去崇基的面試是一段很特別的經驗，能請師母分享一下嗎？

師母：他去中大 interview 的時候很緊張，本來以為要考筆試，沒想到完全沒考筆試，就是 interview，幾個老師坐在那裡問了他一些問題，然後就請他回去等通知，原本他想說那大概就是沒上了，很沮喪地要回去。中文大學的神學組是在一個小山坡上面，就有老師順道開車帶他下來，跟他說：「你放心不用緊張，我們會通知你。」他覺得很奇怪，因為在台灣考任何神學院或進校園團契，人家都會問：「你為什麼要服事？上帝給你什麼指引？你的呼召是什麼？」但是中大都沒有問。老師跟他說：「不必問啊，你念了第一年，我們就知道你有沒有呼召。」

後來中大先通知他可以來唸，中神不曉得是不是聽說了，就拼命打電話跟他說：「你還是來中神吧，中神比較安全，中大很新派的，你不要去那邊唸。」但是他兩個學校都去過，感受不太一樣——崇基神學組是在中文大學裡面，校園環境又很好；中神就在香港類似別墅的環境裡，地方很小。所以他後來想了想，希望能挑戰自己，就去了中文大學，後來他覺得自己選的很對。網路上有寫說是楊牧谷牧師⁴介紹他到崇基的——我沒見過楊牧師，但是君華有去過他家、跟他談過一些事情。校園也出過一些他的書。

辰瑋：那請問龐牧師在崇基的那幾年，最大的衝擊或收穫是什麼？

師母：他在讀書那幾年，每次回來都會跟我分享他覺得挑戰蠻大的。以前在福音派的神學教育裡，很少會講到譬如說聖經批判，但是在崇基的神學學院裡面就有講，這些全部都要學、都要知道。他常常提到舊約教授所講的東西，讓很多本來要念神學的基督徒都覺得不想再信下去了，那種信仰上的挑戰是很大的。在中大的宿舍裡面也不全都是基督徒，大家對話的時候也是有一些挑戰——如果在一個基督教環境裡，所能想出來的問題都差不多，挑戰性沒有那麼大；但在大學環境裡，你跟一般同學講話、他們會用學科所學的東西挑戰你，是很需要思考的。

我之前沒有去過香港，那幾年實在是沒有很適應香港的環境，因為實在是太擠了，整個社會的氛圍也是很緊繃。不過在中文大學又不一樣，因為在學校範圍的氛圍裡面，是比較舒服的。中文大學有很多大師，不管哪一個科系，都不是說你是神學組的就不可以來聽，你都可以去選修他們的課。所以君華便很榮幸地，在那幾年裡跟了很多很有名的老師的課，像哲學系的劉述先教授⁵，也對他後來做學問影響很多。那時候中文大學裡的新亞書院是新儒家的大本營，所以你要討論新儒家的東西，就一定會去那邊上課。

在港十二年的生活與服事

丞譽：龐牧師在崇基讀書的這段期間，師母在香港做什麼工作？龐牧師則是有在哪裡實習過？您們又是怎麼撐起這個家庭的？

師母：因為我們去香港的時候沒有任何資助，完全自費，我們之前的儲蓄完全不夠支持他念書，所以我一去了以後就去找工作。我先是在道聲出版社做了編輯，大概兩、三年；然後就到了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總議會的文字事工部。君華這邊呢，神學院還需要實習，他一開始在安素堂⁶實習，那時候是李炳光牧師在的時候，李牧師當時是安素堂的主任牧師，後來李牧師就做了香港循道衛理宗的會長。那段時間李牧師給他的教導是很多的，就是他跟著李牧師學習，去了解他在這麼忙碌的情況下怎麼樣安排他的教會生活、安排他的服事。另外還有一位沈冠堯牧師，也是安素堂早期的牧師，跟君華講了很多服事的態度跟方法。

在香港的十二年，我們一開始是在安素堂，後來因為從中文大學搬出來以後住在粉嶺，就去了大埔堂。君華也在觀塘堂實習過。因為他不算是正式的傳道，所以都算是實習。1992 年我們的兒子龐亮軒出生——剛好是君華 BD 畢業典禮的那一天，所以君華的畢業典禮我從來沒參加過。2000 年他的神碩畢業典禮我也沒參加，因為那時候已經回台灣了。

我們在香港這段期間，跟台灣衛理公會的聯繫一直都是斷斷續續的。我們真的沒錢的時候，曾跟台灣衛理公會申請過可不可以資助，但是沒有得到回應。也有一些認識他的牧師有去香港看過他——尤其那個時候他跟林述鼎牧師很熟，他也曾是城中教會的主任牧師，林牧師每一次去香港都會跟他見面，跟他談一談台灣衛理公會的一些事情。

辰瑋：請問龐牧師 1996 年去宗文社（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⁷擔任副社長，當時是因為什麼樣的契機？

師母：他後來去宗文社工作也是很巧的事情。當時他是沒有資格的，因為沒有博士學位。但是上一任編輯做了一年還是兩年就不想做，覺得這不是他要做的，不曉得是誰推薦君華，然後才讓君華去擔任副社長，同時也兼任神學期刊《景風》的執行編輯。宗文社是個強調 Interfaith Dialogue 的地方，非常強調各個宗教互相交談；《景風》則是比較多在講中國大陸的宗教，所以那時候他們也有一個組員專門在寫這些。

辰瑋：那既然讀到神學碩士，龐牧師應該也想過繼續往上唸博士？後來是什麼原因沒有成行、決定回台灣？

師母：他想當然會想，因為他的同學很多都出國去念博士。但可能因為家庭的拖累吧，因為孩子要讀小學了，媽媽也都還在台灣，他是老大會覺得需要回來照顧媽媽。另外，繼續讀就要思考是要繼續在香港讀，還是要去國外讀？最急迫的事情就是亮軒要念小學了——是要在香港念、台灣念，還是在哪裡念？這些都要考量。他那時候有好好地在考慮，後來是因為讀了一本講衛斯理神學的書──《新的創造》（The New Creation: John Wesleys Theology Today），他覺得這本書講的衛斯理神學對他來說很有幫助，而且重新定義了自己是衛理公會的人——做一個衛理公會的會友就應該要有這樣子的神學視野，所以他選擇回來在台灣衛理公會服事。⁸

從衛蘭到城中的服事與禮儀更新

丞譽：1999 年龐牧師回到台灣之後，一開始是回到北衛嗎？

師母：我們還在香港的時候，君華就有聯繫台灣衛理公會這邊說要回來服事，總會也說OK。但因為我們在香港學到的是香港做事的方法，口頭上說接受並不夠，所以君華跟台灣這邊的總會要求要給聘書，但當時的會督說：「我們不知道要怎麼寫這個聘書，我們從來沒有發過聘書」，所以君華就自己幫他們寫了一份聘自己的聘書，然後寄到台灣，讓會督簽了名、蓋了章再寄回香港，有了正式的聘書才回到台灣就職。一回來他就申請加入牧職委員會，但會督說：「台灣沒有任何教會要你」，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中間是否出現什麼插曲，總之會督就跟君華說：「那你自己出去開拓教會」。

所以 1999 到 2001 年那兩年是流浪教會的日子。一開始沒有地方聚會，到處借地方——我們借過城中教會、古亭站旁邊的禮賢會，還有一段時間是借藝人之家。因為那個時候北衛有一部分的詩班成員離開北衛來找龐君華，問他可不可以帶他們崇拜，那時候君華就說好；但是他們又習慣要早上崇拜，早上沒有教會可以借，所以只有藝人之家可以——他們下午才聚會，所以我們就借他們的地方早上聚會。後來君華就跟這群會友一起成立了衛蘭團契，會取名衛蘭，是因為香港循道宗那邊有一個 Hotel 叫做衛蘭軒，是取自英文 Wesleyan 的諧音，也就是「衛理人」的另外一種翻譯。

丞譽：後來 2001 年到城中之後，龐牧師和會友之間花了多久彼此適應呢？龐牧師在城中推動禮儀更新花了多久的時間？是否有引發過會友的反彈？

師母：我們剛到城中的時候，城中是一個氣氛很冷的教會。剛開始必須要去整合，因為當時有三個團體，都需要君華牧養：一個是衛蘭團契、一個是城中教會、一個是東吳佈道所，所以他把他們都帶到城中。這三個團體的整合並不容易，每一方都有人有意見，再加上城中的一些年長會友的意見，所以我認為大概花了四、五年的時間，會友才逐漸適應君華推動的崇拜模式，因為崇拜要所有人有共同的共識、有願意一起服事的心。

所以他在城中這些年推動禮儀的更新，大概就是一年更新一點吧，每年都做一點點，一開始不可能做太多。他常常講一個笑話：那時候剛來城中，剛好是常年期，常年期就要掛綠色的那個布——會友們就很生氣，覺得「換了政府就換了顏色了嘛」，因為剛好那時候是阿扁上台。那個年代台灣的衛理公會真的是沒有人講節期顏色，但是我們真的就開始這樣子做，所以後來也有換紫色、有換金色，他們才知道「喔，原來這跟政治無關」。所以任何的改革你不可以一刀下去，一定要慢慢改變、也要給會友做崇拜教育，他們才能逐漸理解。

至於詩歌和聖餐的部分，城中的詩歌本一直都是《普天頌讚》⁹，以前是舊《普天頌讚》，後來是藍色那本《聯合崇拜詩選》，之後就都是用新《普天頌讚》。至於聖餐則都一直是那本橘紅色的《聖餐禮儀》本，從1970年代就是用那一本了，後來君華做會督之後還有推行《聖餐禮儀試行本》，是從新加坡衛理公會那邊翻譯美國衛理公會的流程，但是直到他會督任期結束為止都還是試行本，沒有辦法成為正式的。現在好像還是有很多衛理堂不願意用，因為不習慣。

辰瑋：那為什麼龐牧師這一輩子這麼執著於衛理公會？沒有想過去別的教會服事？

師母：他覺得衛斯理的一些理念他很認同——福音不光是對我們本人的有影響，應該也是對我們周圍社會有影響，他最重視的是這一點。我們一回來，說要參加衛理公會的牧職委員會的時候，就有很多人勸他：「你不要在衛理公會，衛理公會不好、很亂。」但是他覺得，一方面他的母會就是衛理公會，再來他很認同衛斯理的觀念，所以他就覺得：「你到任何教會都會遇到問題，還不如舊待在自己的教會。」

雖然自己的教會當時並不是太好——一方面我們對自己的宗派不了解，另一方面是當時的衛理公會很有錢，但在金錢的事務上並不是一位好管家。你們也知道衛理公會這麼多年一直纏繞著各種土地和產業的官司，這就是一個證明，衛理公會總會這麼多年來，在財務上並沒有忠於所托。所以雖然台灣衛理公會問題是很多，但君華就是覺得，哪裡有問題他就去哪裡。你教會不可能是完美的，一定會有問題，那也必須要有人來做、來承擔。

師母的定位與家庭日常

丞譽：那師母您和龐牧師走過這麼多不同的服事場合，您後來在「師母」這個身份中，是怎麼看待自己的位置？

師母：一開始我當然對「師母」這個角色是有一些固有的看法。但是我們在香港十二年裡面，我其實沒有接觸很多的師母，因為香港衛理公會的師母幾乎不會站在人前，不會說來主導教會任何事情，甚至有的師母聽說根本就不出現。這個比較顛覆我以前對師母的印象。所以我自己的認定就是——師母也是一位姊妹，要怎麼去配合，就必須要看牧師需要怎麼樣的協助，而不是去指導牧師。

因為我也看過一些教會的師母，她們主導性太強，會造成教會的一些亂象。如果師母的主導性太強又不能配合牧師的話，教會就真的會很混亂，到底該聽誰的？所以我自己在教會裡面，不會主動去做事工的主導者，我只是一個配合者。那配合者也要量力而為，我不可能什麼都會、什麼都能，所以我不能的我就是說我不能——譬如說，我不會插花、我不會彈琴，那我就直接跟教會表明我無法做這些事。但是如果在服事上面有需要我去做的，我當然就去做。

我最忌諱一點就是：教會中有什麼事情跑來跟我講，希望透過我去影響牧師。我是不會去做這種事情的——有任何教會的事情你就應該直接去跟牧師講，所以通常我不會去做這種傳聲筒。如果君華回來跟我討論一些事工，我有什麼想法會跟他講，但他要怎麼做決定是牧師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在城中服事的過程裡，姐妹會主席、主日學主席我也都不自己當，而是按照程序選出比較適合的人，然後我會在後面 push 他一下。不是我在推卸責任，而是服事是大家的事情，而且要選擇有能者來做。主日學一開始也不是我做，後來真的沒有人願意做我才做，但是後來我交給了唐乃華做校長，因為她比我更適合，她現在做得很好。

丞譽：那回到家庭裡，龐牧師是一位什麼樣的丈夫和父親？

師母：早期剛回台灣，他在衛蘭團契的時候還好，還沒有那麼忙。因為當時剛回台灣、亮軒才小一小二，大部分時間他都在家裡工作，沒有固定的教會。那個時候他跟亮軒的關係也很好，因為他可以帶著他做一些活動。但是後來到城中以後，他的擔子比較重、比較忙，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直到亮軒國中，我自己都有這樣的感覺——我覺得我們好像單親家庭，因為他已經忙到沒有辦法同時兼顧。所以雖然他回來時如果亮軒還沒睡，他也都會關心兒子，問他今天過得怎麼樣，但亮軒的課業、交友等很多事情他就不太清楚。這是比較遺憾的一件事情，他在亮軒的成長過程裡有一點缺席，因此後來他們父子關係有時就顯得比較尷尬。

所以他 2013 年中風的時候，他在醫院裡有跟亮軒道歉，他說：「你成長的時候我都缺席，就好像沒有顧到你的樣子。」我相信他那時候是有感覺到他的遺憾。他從醫院回來以後，再忙也還是每天都會回家、也都會問我亮軒今天如何，但是他又不是親口問兒子，那你們做人兒子的你們也知道，這樣很奇怪，所以亮軒就有一點不習慣。他們父子後來比較多溝通的時候，反而是一起看電影。他已經不習慣直接跟兒子溝通，所以就藉著電影來表達。亮軒喜歡看電影，常常就會跟爸爸說「你選一部電影，我們一起來看」，尤其是一些講宗教的電影，君華就選來跟他看、然後跟他一起討論。

辰瑋：那請問龐牧師 2013 年那一次中風的具體情形是什麼？對之後的生活又產生了什麼影響？

師母：那一年 10 月 10 號國慶日放假，他早上起來喝水就一直吐，我就覺得很奇怪。教會裡有一個醫生，他打電話過去問，那位醫生立刻說：「你立刻去急診，這個現象不尋常。」我們那時候叫了計程車去台大——因為 10 月 10 號台大附近都是封鎖的，計程車繞了很久路才到急診室。進了急診室之後，大多數醫生也都在放假，值班的醫生也沒太在意，覺得這好像只是個小 case，就只是給他吃了阿斯匹靈之類的藥，然後就安排他住院再做觀察，然後他就這樣被放著觀察了兩三天。後來那個禮拜天聚會完，教會有些弟兄姊妹來看他，教會的那位醫生也來，就問值班的主治醫生：「你們到底要怎麼處理啊？這個問題可大可小，你們到底有沒有會診？」因為還在連假，大家都還沒意識到嚴重性。那個小醫生聽了立刻打電話到神經內科，一會診就立刻來推床進入加護病房，然後他就在加護病房住了一個多禮拜，然後轉到內科病房，才再到復健病房，前後住了大約一個多月，11 月底才出院。

我事後回想，那真的是上帝給他的一個安息的時間。他從開始牧會到後來幾乎沒有休息——衛理公會有安息年，但我印象中他都沒有休過。每一年想要放個假或什麼，剛剛好就會發生一些事情，所以一直都沒有好好休息過。他在中風以後，工作就只能放下來，但那也是上帝給城中教會的一個契機——我覺得從那個時候開始，城中教會的會友就很主動地參與服事、很主動地去做一些事情，後來城中教會就越來越有積極性，會友也比較樂意去跟大家互動。

丞譽：最後想追問，龐牧師在家中會跟師母聊關於他自己政治方面的看法嗎？

師母：會啊。你們也理解的城中教會是什麼樣的顏色——外省人居多嘛，衛理公會以前還是蔣家的教會。我們一到城中教會的時候，很多人就在探我們的底，看看我們有什麼政治立場，尤其是老一輩的會友，他們很重視這個。那個時候台灣社會也才剛開始轉型，2000年的時候，衛蘭團契有很多年輕人去參加阿扁的造勢，君華沒有制止，他覺得年輕人就是這樣子，不應該制止，也不需要跟教會報備。所以其他會友會覺得說，牧師是不是該講講年輕人，但他不講。他也不會告訴你說他投給誰，他絕對不會講。但是他在家裡常常看政論節目，要講起來他很多話講，還幫那些名嘴分析誰講得比較有道理呢！

訪談後記：兩個「不平凡角色」的同行

訪談結束後，我們關心師母最近的生活與心情是否安好。她說，生活已經漸漸恢復正軌了，只不過看著滿屋子的書，還在苦惱不知道該從何整理起。

龐牧師的驟逝，的確讓我們這些身旁的人，都還有許許多多需要慢慢沉澱與「整理」的情緒和回憶。因此，我們非常感謝師母在這樣的時刻，依然願意撥出時間，與我們分享這四十年來與龐牧師並肩同行的點點滴滴。

透過這場訪談，我們看見了兩個「不平凡的角色」。他們雖然在教會中服事，卻沒有讓自己被他人所認為任何理所當然的框架給綁住，而是在各種不同的人生關卡中，攜手共度難關。這趟跨越台港、跨越數十年的人生旅程，雖然不見得每件事都完美無缺，但從這些平凡且真實的日常點滴裡，都可以看見人與人之間平凡的愛，與上帝處處留下的恩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