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為何我要寫我的信仰史

我一直覺得，信仰像是一條長路，有時筆直，有時顛簸，但它絕不會只是一段線性的旅程。我的信仰，並不是從某個清晰的起點順順地走來，而是經過許多轉折、誤入、懷疑與重生的階段，每一段都有它的獨特節奏與語言，有時甚至彼此矛盾。

每當我在文章當中，想談某個觀念時，總會忍不住帶入自身的經驗；但這樣一來，若不向讀者說清楚——我當時是誰、我正在經歷什麼、我處在哪個信仰的位置——好像整個故事就會顯得混亂，像拼貼不齊的馬賽克畫。

於是我決定，開啟一個新系列的文章──我的信仰史。 這是一段內在的編年史，不只是講信仰觀念如何變化，更是試圖回答一個問題——我，是如何在每一段靈魂轉折中成為現在這樣的人？

而這一切的開端，是從異端起始的。¹

眾神之間的童年

我母親的家族是在長老教會的會友，而我父親那邊，則是偏向佛教的民間信仰。因此，對於小時候的我來說，到底要「信什麼」就很像是到底要跟著哪一邊的親戚一樣，是夾在外婆與爺爺之間搖擺的童年情感問題。

有時候回娘家，我就會跟著外公、外婆去教會主日學，唱詩歌、吃餅乾、領糖果；在另一個週末，又會被阿公、阿嬤牽著手走進廟宇，學會雙手合十、拿香拜拜。那時主日學的老師說：「世界上只有一位真神」，但我是非常典型的天秤座，從小就覺得自己內心有一座秤，總在為不同的價值觀尋找一種平衡：如果我今天唱了一首〈平安夜〉，那麼是不是明天也該唱一首〈媽祖婆〉？

我甚至記得，小學時彈鋼琴的我，把〈平安夜〉的旋律重新填詞，獻給媽祖婆。這是幼小的靈魂試圖為兩個世界，尋找一種祕密的平衡方式。我不知道什麼是真理，但我本能地覺得，不偏不倚是種安全的美德。

查經班的「智慧」光芒

這樣的平衡直到國小三四年級時，才被打破。

我鋼琴同學的媽媽，一位和藹的周阿姨，她是耶和華見證人。她邀請我們家參加他們家的查經班。我媽媽一開始也去了幾次，但她很快就感覺到，這和她在長老教會所接受的教導截然不同——沒有三位一體，耶穌不是上帝，而是天使長米迦勒的化身；耶穌並非釘死於十字架，而是受刑於古羅馬的苦刑柱；其他教會的基督徒崇拜耶穌，是拜偶像，是墮落的象徵。

所以我媽媽很快就失去了興趣，但我卻迷上了這個世界觀，我媽媽按捺不住我的再三請求，還是讓我跟我弟自己去參加。

那是一種令人著迷的清晰與條理——周阿姨拿出聖經經文、刊物、圖表、考古資料、宇宙精密度的證據，建構出一個井然有序的世界。我像個渴望理解宇宙的小學者，每週列出二、三十個聖經問題，她與她的夥伴總能從聖經與《守望台》雜誌中，找出對應的答案。

那時候的我，也算是在主日學裡總的問題兒童：「如果挪亞方舟上只有八人，那後來全世界的人都是他們生的嗎？」「為什麼上帝要造蛇，卻又責怪牠誘惑夏娃？」我越問越多，但主日學老師總是說：「聖經上就是這麼寫的」，傳道人的回答也大類是如此。但在查經班中，我的問題被當作光榮的求知舉動，被一一回答，被鼓勵。我甚至帶著那些資料，到學校去質疑生物老師，反駁達爾文的演化論——結果老師也誇我思辨力很強，小學生能這樣的思考真了不起。

這讓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信心與價值感——原來，信仰不只是唱唱跳跳、糖果餅乾，信仰也可以是一種智慧；而我，就是那智慧的門徒。

因此到了小學四年級時，我開始不再持守心中的天秤，那時我相信，耶和華是獨一的真神；其他的教會都是假基督徒，其他宗教全都是《啟示錄》裡的巴比倫大淫婦。別的宗教、別的教會、別的神祇、別的思想，全是撒但的謊言與邪靈的詭計。世人就沉溺在這虛妄的謊言中，而我，得救了。

於是我開始說服弟弟們，一起在家中開設異端裁判所，拿著紅筆把課本上的「媽祖」打叉，然後再旁邊寫的「大巴比倫」，² 因為聖經說： 「別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從你口中傳說。」（出埃及記23:13） 除此以外，我們也作 「十字架的仇敵」（腓立比書3:18） ，把家中教會週報上的十字架全部畫叉，連外婆告別式的程序單也沒有放過。原本我們還打算把媽媽的黃金十字架項鍊給折斷，但後來想到這樣可能會面臨到「完整的亞洲童年」，一時信心軟弱，把原本折彎的黃金還就給折回去了。

異類的選民

後來，我爸媽看我和弟弟越來越投入那個查經班，他們覺得我們好像有點「走火入魔」了。他們就給周阿姨找了一個比較容易接受的理由——說我即將升上國中了，功課比較重，應該要把時間花在學業上——然後就不再讓我們去周阿姨家了。

不過在臨走前，周阿姨還是送了我很多書，這些書雖然在我們家已經變成「禁書目錄」，但我就把它藏起來，一遍一遍地反覆閱讀。在我童年到青少年這段期間，那些書對我價值觀的塑造，確實影響很深。這種影響，我覺得最關鍵的就是形塑出我一種 「選民」的性格 。

我當時確信，耶和華見證人是全世界唯一的一群真基督徒。那時世界人口大約是六十六億，而耶和華見證人在全世界的會友數剛好就是六百六十萬人，這個千分之一的比例，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個神所設定的印記——真正得救的選民在全人類當中只是極少數，而我們正好被包括在裡頭。

他們的教導非常清楚：世界即將迎來「哈米吉多頓」的末日之戰，一切世俗的事物都將成為過眼雲煙，現在如果還在為這個世界煩惱，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握時間傳福音，依靠上帝而活。我在學校時經常有一種距離感——我望向身邊的老師和同學，心裡會覺得，他們是即將滅亡的人，而我所知道的事情，他們並不知道。這樣的信念也讓我在面對同儕的嘲笑時，也有一種可以依靠的內在穩定感。我常想，既然我已經知道真理了，那又何必在意這些人的眼光呢？我也經常和弟弟一起努力地向爸媽傳福音，因為我們都希望，末日時至少可以帶上自己的家人，一起進入樂園。這成了我抵抗父母、老師、同儕價值觀的一種方式，也是一種精神上的支撐。

從某種角度來看，這種性格讓我對外在的事物始終保持一種距離與判斷力。我不會輕易接受別人說的就是對的，也不容易被潮流帶著走。在台灣這種升學主義跟從眾風氣很重的社會氛圍下，這點對我來說一直是有幫助的。我覺得自己有一套屬於自己的價值排序，也能夠在各種聲音當中維持一種內在的穩定。但當然，這也會有另一方面的問題，在中學的成長期間，我的性格就變得比較孤僻、自視清高，或者說，有一種自戀的傾向。也不太喜歡廣泛社交，既瞧不起讀書一哥，也瞧不起玩咖，這在我大學之後、乃至出社會之後花了滿多力氣才逐漸找補回來的。我習慣從體系之外看事情，並且總認為自己知道的東西比大多數人都還深、還真。這樣的性格養成，其實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抵抗在上掌權者

耶和華見證人有許多看起來與眾不同的實踐。像是他們不過生日，也不慶祝任何節日。因此他們認為，在整本聖經中，只有希律王有在過生日，而且那天還是施洗約翰被斬首的日子，象徵邪惡；而聖誕節、復活節等，也都被視為有異教起源的節慶，不應參與。整年裡他們唯一會紀念的，就是「擘餅紀念日」，因為這是耶穌在最後晚餐中唯一吩咐要記念的時刻。

此外，他們對政權的態度也很明確。撒但是這個世界的掌權者，因此所有地上的政權都不值得信任，尤其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英美這些世界霸權，就是《但以理書》與《啟示錄》當中所預言的獸。任何民族國家都會自我神化，要求人民宣誓效忠、向國旗敬禮，而這些行為在他們看來，就是對上帝敬拜的僭越，就是在拜偶像。因此，我從國小開始，就對「中華民國」這個體制產生很深的反感，也不再對國父遺像或國旗敬禮。

這樣的信念，在不知不覺中培養出，對權力的一種底層的不信任感。這種信任的缺席並不只是針對政治體制，也擴展到整體社會秩序與文化習慣。任何試圖僭越上帝全權的人與機構，都是撒但的僕役。 某種程度上，我後來意識到自己逐漸偏向無政府主義，正是從這裡開始的。

耶和華見證人所產生的那種「選民性格」，某方面給了我對主流社會高度的懷疑與距離感。我從小就不太會去相信權威，不論這教導是來自學校、國家、社會還是教會。我總覺得，唯有上帝能告訴我真理是什麼，其他任何世上的權威，都不能代替上帝發言。這一點，直到今天也還沒有改變，無論我的信仰路徑如何轉變，這個態度始終貫穿我的思考方式與倫理取向。

從宗教社會學的角度來說，耶和華見證人的位置其實非常接近宗教改革時期的那些 「徹底改教運動」（Radical Reformation） 。他們不僅徹底拒絕主流文化與傳統教會體制，也不相信政權的正當性，在道德與信仰實踐上幾乎不做任何妥協。特別是他們所主張的絕對和平主義，以及寧願為信仰受逼迫也不願參軍、宣誓效忠政府、或參與任何暴力行為，體現出了一種「小派」的精神。如果用一種更嚴謹的分類來看，他們其實就只是將「唯獨聖經」給實踐到了極端的一種體現，對於歷史上的任何教會傳統與世界的文化都一概拒斥，因而產生與體制基督教徹底決裂的另類信仰實踐。

自由意志與普救論

雖然我升上國中之後就沒有再參加他們的查經班，但耶和華見證人的世界觀對我而言，依然是高度合理而自洽的。他們的行為舉止也保持著一種純樸的誠實，這讓我在面對網路上那些批評他們的文章時，經常感到那些批評顯得力道不足。坦白說，大多數自稱基督徒的人，不論在讀經還是信仰實踐上，幾乎都沒有耶和華見證人來得那麼認真與真誠。

不過，即便在這樣一個封閉但誠實的信仰體系裡，還是存在一些明顯的信仰張力。

其中最令我難以忽視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如果耶和華上帝是全知、全能、又全善的，而且在兩千年前就已經差遣祂的獨生子耶穌為世人贖罪，那為什麼到了今天，世界上仍然只有千分之一的人能夠真正認識這份福音？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為什麼世界上三分之一自稱基督徒的人，竟然大多都被視為「誤入迷途」？

我很難相信全世界其他人真的都愚昧到無法理解上帝這麼明顯的啟示。特別是在小學到國中的這段時間，我和弟弟多年來反覆向父母傳教，卻始終沒有什麼成果。我們漸漸感到一種氣餒——我們固然可以不接受父母的世界觀，但我們似乎也無法反過來改變他們的世界觀。

在耶和華見證人的教義中，人之所以犯罪與悖逆，是因為上帝給人絕對的自由意志，唯有自由選擇愛上帝，這份愛才有意義。因此，他們否定預定論，也不相信有地獄永火。地獄，在他們看來，只是一種比喻，象徵徹底的滅亡，而不是上帝用來懲罰不信者的酷刑。上帝既然是慈愛的，就不會用恐嚇的方式來逼人信仰。相反地，他們相信到了末日耶穌再臨時，會在地上建立千禧年王國，死人將會復活，而那些過去沒有機會聽聞福音的人，會由天使與信徒向他們傳道，使每個人都擁有「公平的機會」來選擇是否信仰耶和華。這一點對我來說相當動人。甚至讀者們也可以捫心自問：如果把這樣的福音和坊間教會發的那種畫著硫磺火湖的「福音四律」小冊子相比，哪一個真的比較有說服力？

這樣的思路，讓我在國中之後開始進一步延伸想像——既然上帝是這麼公平的存在，那祂是否也會讓所有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在某種方式下都有機會聽到真正的福音？如果未來在千禧年裡，會有一些人專門被指派去向其他人傳道，那麼，他們會不會也可以被稱作是救度人的「菩薩」？這些宗教語言說不定是彼此相通的，是耶和華為不同文化所設計的「語言代碼」。那時我心裡浮現了一個想法： 說不定這正是上帝在暗中示意人類——祂對人們自由意志的尊重，不只是形式上的信仰，而是人真正對真理的渴望。

這樣一來，一個原本非常具「基要派特質」的信仰架構，竟然在我心中慢慢打開了一種宗教多元主義的可能性。我的神學鐘擺，也從原先的極端排他，逐漸往另一個方向開始擺動。

到了國三、高一那段時間，我開始接觸一些新紀元運動的書籍，像是《與神對話》系列。我在想，既然上帝那麼愛人，祂難道不能也透過別的方式與人說話？為什麼非得只能透過一本特定的聖經？這個問題推著我漸漸走向普救論──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在面對那麼明顯的證據與神聖臨在之時，最終必然會自由地選擇信仰耶和華，而慈愛的上帝也一定會提供足夠的機會，讓每個人做出這個選擇。

後來在網路上，我發現北美有一個信仰群體叫做UU（Unitarian Universalism），就是所謂的一位論普救論派。他們既相信上帝只有一位，也相信人類的理性，並且拒絕地獄論，主張所有人都會得救。這簡直是為我量身打造的信仰系統！我告訴自己，未來如果有機會出國，一定要去親身接觸這個群體。

但就在這個神學思路漸漸展開之時，高一的暑假，我的生命出現了另一個轉折——這次轉折，讓我走向了福音派的世界。

小結：從異端出發的神學預演

回顧這段起點於「異端」的信仰歷程，其實並不難理解，為什麼我在還沒有接觸教會以前，就從一個如此封閉的體系，最終走向普救論與宗教多元主義。因為在耶和華見證人的信仰裡，雖然對外高度排他，但它所強調的幾個核心價值── 理性的秩序、自由意志的尊重、以及對上帝慈愛的徹底相信 ──恰恰就是我後來神學思考不斷延伸的邏輯出發點。耶和華見證人拒絕地獄論、強調上帝絕不會以恐懼逼人歸信；他們相信人的選擇必須出於自由，信仰才有意義；他們也從聖經與自然世界中尋找合邏輯的證據，而非強調神祕與感性。這些看似保守的信仰特質，其實為我日後的神學論調鋪好了地基──如果上帝真的如此慈愛，又這麼尊重自由，那祂又怎會不願讓每個人都有機會自由地選擇祂？

也因此，在我上高中以前，我的思想就已經歷了一次 小型的神學演進史 ：從主流教會視為異端的耶和華見證人出發，經歷一種幾近神本主義的理性結構，進而透過神愛世人與尊重自由意志的推論，滑入普救論，再透過自己想像宗教多元敘事，最後落腳在一種仍願尋找真理的狀態中。

這樣的歷程，也塑造了我後來的某種神學性格：對各種神學論點，都不會感到驚訝。我很少在神學辯論中感到「荒謬」，因為那些「看似不可能並存的組合」，我在高中以前幾乎都在腦海中模擬過了。我在十幾歲時就開始思考：如果耶穌是救主，那佛陀是什麼？如果信仰是自由選擇的結果，那預定論還有意義嗎？這些問題對我而言，不只是神學知識的討論，而是靈魂曾經走過的現場。

我從來不覺得我的信仰是從所謂的「異端」開始有什麼值得羞恥的。因為正是那套看似封閉的信仰邏輯，給了我一個足夠堅固的出發點，得以對抗世界的潮流，也教會我什麼叫作誠實與一致。而所有後來的神學探索，也都只是延續那份誠實── 我願意相信一位慈愛的上帝，也願意相信，祂的愛，永遠都比我們所能想像的還要更寬廣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