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資訊
【書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原書名】Nesnesitelná lehkost bytí (Paris: Gallimard, 1986)
【作者】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2023）｜捷克人｜小說家
【譯者】尉遲秀
【出版資訊】台北：皇冠，2018年10月

米蘭‧昆德拉：小說乃是要揭示人類學醜聞

在台灣，能聽到米蘭‧昆德拉名字的場合，除了文學沙龍，更有可能是在政治的、歷史的場合，尤其是他在《笑忘書》當中的這句話：「 人類對抗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對抗遺忘的鬥爭。 」在台灣轉型正義的場合、紀念中國六四的場合、悼念香港民主之死的場合，都曾被拿出來引用，直指「認識歷史真相」、「記住強權統治危害」的重要性。但昆德拉本人如何看待自己，與一般讀者如何去「解讀他」，這之間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在世界文學的範圍中，捷克最有名的兩位現代小說家就是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和米蘭‧昆德拉，他們正好誕生於捷克的第一大城布拉格與第二大城布爾諾，因此今天去捷克旅遊時也都會看到紀念他們的觀光景點。但弔詭的是，卡夫卡一輩子都是用德文寫作，而昆德拉則在中年以後都改用法文寫作，甚至曾阻止自己的作品被翻譯成捷克文。兩位捷克文壇最閃亮的巨星居然沒有「忠於捷克語」，而也並非所有捷克人都認同他，這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這個在歷史上反覆被侵略的國家，它民族認同的分歧與複雜性。

1945年4月，在二戰尾聲，捷克斯洛伐克在蘇聯軍隊的「光復」之下，從被納粹佔領中重新獨立，因此這個國家便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聯合政府。米蘭‧昆德拉1948年在布拉格讀大學時，就已經加入了共產黨，參與過革命，但也曾因為在私人信件中嘲笑共黨高層而被開除黨籍，後來才又恢復黨籍。1968年1月，新任總書記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 1921-1992）面對共產黨與民眾之間日益加劇的社會對立，決定發起民主化改革，提出要建立「 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 」（socialismus s lidskoutváří），史稱「布拉格之春」。此舉引起共產世界老大哥蘇聯的不滿，最終於1968年8月將坦克開進布拉格，並逮捕杜布切克，迫使他放棄改革，也讓東歐民主化的可能性被硬生生地掐斷。

布拉格之春後，米蘭‧昆德拉便因為小說《玩笑》「諷刺共產黨統治」而導致作品被查禁，並再度被開除黨籍。1975年他流亡法國，後來其捷克國籍被註銷。定居法國之後，於1979年出版小說《笑忘書》、又於1986年出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皆以布拉格之春為背景，描述在共產黨統治底下或流亡國外的捷克人民的處境。

在當時冷戰的氛圍之下，他被西方推崇為「反共作家」，但他本人十分抗拒這個標籤，他不認為自己是一位「流亡作家」；海外同胞發起的捷克民主運動，他也沒有參與的興趣。他認為自己只是一位人類學式的小說家，像是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用《憂鬱的熱帶》記錄著原始部落的人類生活，他那兩本小說也只是記錄了共產黨統治底下的人類生活，並沒有要特別控訴什麼，也沒有要特別為什麼政治理想辯護。他說：「 小說的作用不是揭示政治事件，而是引導我們去看人類學醜聞。 」¹

早期定居法國時，昆德拉仍是用捷克語、法語雙語創作，但在1988年之後他就不再用捷克語創作了，而且還一度阻止自己的作品被翻譯成捷克語（而在捷克國內是等到1989年才解除對他作品的禁令）。他說他希望自己被當作一位「法文作家」，因為不想要自己的作品被放在「斯拉夫文學區」，跟蘇聯的作家放在一起，但大概也跟他想要安安穩穩地成為一位「法國人」有關。

因此，雖然米蘭‧昆德拉藉由法文作品享譽全球，但捷克人對他的情感也是愛恨交織，直到2019年他死前幾年，才被恢復了捷克國籍。有趣的是，後來捷克設立「捷克文學博物館」時，曾經有過爭議到底該不該把米蘭‧昆德拉算做「捷克作家」，但因為觀光效應，還是將其放入了。畢竟，有錢賺才是真理！

筆者在這一期之所以會想要討論米蘭‧昆德拉和他的名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主要是想藉由這本書的敘事口吻與其所描述的人物特質，來談談我們該如何面對生命當中的「輕與重」、生活當中的「靈與肉」，以及政治生活與信仰生活當中的「媚俗」。

生命當中無數選擇的「輕與重」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行文開始於好幾段「昆德拉式」的哲學說教。他一開始討論了尼采哲學中「永劫回歸」的概念，即假設我們的宇宙會在毀滅之後不斷地重新來過一次，而我們的生命也會在時間之流中無止盡地重複，但在這樣的重複中，我們不會改變任何的行為，生命的一切都只會不停地重複上演。因此， 在這樣的世界觀當中，即使是最輕微的舉動，也會因為無數次地重複而變得沉重不堪，每個人的一舉一動、任何一個微小的決定，都像是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一樣，變成了永恆。

儘管永劫回歸是最沉重的負擔，在這片背景布幕上，我們的生命依然可以在它輝煌燦爛的輕盈之中展現出來。

可「重」真是殘酷？而「輕」真是美麗？

最沉重的負擔壓垮我們，讓我們屈服，把我們壓倒在地。可是在世世代代的愛情詩篇裡，女人渴望的卻是承受男性肉體的重擔。於是，最沉重的負荷同時也是最激越的生命實現的形象。負擔越沉重，我們的生命就越貼近地面，生命就越寫實也越真實。

相反地，完全沒有負擔會讓人的存在變得比空氣還輕，會讓人的存在飛起，遠離地面，遠離人世的存在，變得只是似真非真，一切動作都變得自由自在，卻又無足輕重。

那麼，我們該選哪一個呢？重，還是輕？³

生命當中總是充滿了這樣的自相矛盾與模稜兩可……，而故事就從這樣的說教之後展開。

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當中有五個主要角色：四名人類和一隻狗。托馬斯（Tomáš）是一位住在布拉格的外科醫師，在結束第一段婚姻後，便響往著自由的性愛生活，但不小心又墜入了愛情；特麗莎（Tereza）原本則是出生在偏鄉小城，因為想要脫離粗鄙的原生家庭而愛上托馬斯，隻身來到布拉格成為攝影師，並成為他的第二任妻子；薩賓娜（Sabina）則是和托馬斯最有默契的情人，她本身是一位畫家，在布拉格之春之後流亡瑞士、法國、美國；弗蘭茨（Franz）則是薩賓娜的瑞士情人，是一位教授，對於左派有某種彭湃的理想；最後，卡列寧（Karenin）是托馬斯和特麗莎養的母狗，但被卻冠以托爾斯泰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丈夫的名字。

故事大致的劇情是：托馬斯自從和前妻離婚之後，就想過著有性無愛的自由放蕩生活，但他有次到鄉下開會時，在咖啡廳遇到了服務生特麗莎，並發現自己愛上了她，但他仍舊不願放棄自己的「開放式關係」，因此始終與特麗莎糾纏在痛苦的愛情生活中。特麗莎相信托馬斯愛她，但他無法給予她安全感，直到布拉格之春發生時，特麗莎興奮地拿起相機拍著坦克的入侵和抗議的人群，生活終於有事情可以轉移焦點了，但很快地蘇聯掌握捷克之後，生活就再度變得無聊。於是托馬斯和特麗莎便在國境線封鎖之前，離開了捷克，前往瑞士日內瓦定居。

抵達瑞士後，托馬斯依舊在和各種情人幽會，而特麗莎發現在瑞士的攝影圈當中，沒有人對她的「坦克照片」感興趣，因此在社交、工作兩失的情況下，她整天抱著狗狗卡列寧以淚洗面。終於有天托馬斯回家時，發現特麗莎自己開車回捷克了，而如今國境線已經封鎖起來，是「只進不出」的。托馬斯享受了幾天的清閒之後，隨即感到焦慮、感到難過、感到同情，他的腦海中不斷響起貝多芬的曲子「 非如此不可！ 」因此毅然決然辭去在蘇黎世醫院的工作，想像自己是個為愛情奔走天涯的男主角，驅車前往鐵幕之中。

回到布拉格的托馬斯仍舊回到醫院工作，不過很快地，他因為一篇曾刊登在報紙上譏諷共產黨的文章被秘密警察盯上。他因為「誠實」，不肯簽署徹稿聲明，而被醫院遲退，最後變成洗窗戶的工人；而特麗莎則是因為拍了坦克照片，也一樣被逐出攝影圈，回到酒吧當服務生。托馬斯其實並不討厭這樣的生活，因為大眾普遍對於「被迫害的知識份子」有同情，因此他工作時很常被男主人招待喝茶，或被女主人招待「肉體」，有機地將性愛與工作結合在一起（很像什麼A片情節：單身媽媽與洗窗戶工人 😆）。而特麗莎則因為丈夫再度到處尋花問柳，又因為他們兩人的工作時間不重疊，讓她再度過著「喪偶式的婚姻生活」。

直到隨著秘密警察的步步緊逼，他們夫妻倆在布拉格也待不下去了，於是到了沒人要去的鄉下，再度過上了「自由」而沒人管的生活，但隨即他們便因為車禍意外身亡了。托馬斯的前妻之子，為了反抗當局而成為虔誠的天主教徒，並為他那位陌生的父親刻下了這句墓誌銘：「 他要在人間建起上帝的天國 」，因為他覺得這就是父親的願望。

薩賓娜則從小就是一位很叛逆的女孩，為了反叛父親而嫁給一位演員丈夫，在父親死後她就又背叛她丈夫離去；她在學院中也很討厭社會主義美學，共產黨對她而言就像是另外一位父親一樣，因此她自己私下也偷偷畫了很多後現代的畫作。她在離婚之後，也就成為了托馬斯最有默契的情人。

布拉格之春後，她來到瑞士日內瓦，在托馬斯還在瑞士時仍會定期和他幽會。等到托馬斯回到捷克後，她便勾搭上一位瑞士教授弗蘭茨，弗蘭茨是60年代狂潮中民主世界典型的「左派文青」，幻想著社會主義的偉大進軍能夠改變世界。接連對蘇聯、中國、古巴失望之後，他就又開始同情起被共產主義迫害的人民，進而愛上薩賓娜。他為了薩賓娜和老婆離異，淨身出戶來找她，但薩賓娜再度背叛了他，遠走高飛，不過弗蘭茨卻因此更加崇拜薩賓娜，把她當作了自己理想的化身。

後來，弗蘭茨加入了一個國際紅十字會的隊伍，前往缺乏醫療資源的柬埔寨進行「偉大的進軍」，一群記者、醫師、明星、還有愛湊熱鬧的弗蘭茨此行拍了很多照片、開了很多記者會，但來到越南與柬埔寨的邊境之後，柬埔寨軍方禁止他們入境。此行無疾而終之後，弗蘭茨卻被當地人搶劫並被打傷，最後回到家在老婆「如願以償」的注視之下離世。

離開瑞士的薩賓娜後來到了法國，又輾轉來到美國。她討厭參與捷克人的同鄉會活動，因為大家只會彼此指責為何不反抗共產黨，但她對法國、美國的喜歡也很表面，因為她害怕美國的墓葬習俗，認為這片土地之下沒有她的父兄，因此她在遺囑中交代她要火化，並把骨灰撒了。但她在接到了托馬斯和特麗莎意外過世的消息後，餘生都是在美國度過的。

本書最後一章叫做「卡列寧的微笑」。回顧小狗卡列寧來到鄉下之後，過得很開心，因為牠和農村合作社主席的豬變成了朋友。但牠的腳長了腫瘤，行動越來越不方便，逐漸無法正常散步、吃飯，最終托馬斯和特麗莎在痛苦中為牠安樂死，卡列寧卻微笑著， 在這個國家，只有狗有權利有尊嚴地死去。 當他們在埋葬牠時卻感到很平靜，並且重新出現了久違的幸福感，因此他們在哀悼過後，便和合作社主席一起去酒吧跳舞。

黯淡而無意義的悲劇

初次讀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的讀者，大多會不斷地去為裡面的人物假想別種可能的結局──如果托馬斯當初沒有為了愛情回到捷克，他在瑞士是否會得到第二春？如果他沒有為了「誠實」而拒絕為諷刺文章道歉，是否就不會被撤去醫師職位？如果弗蘭茨沒有參與「偉大的進軍」，是否能滿足他的理想？如果薩賓娜不選擇背叛弗蘭茨，他們是否會有幸福的生活？

當在思考這些假設性問題時，尼采「永劫回歸」的理論就重新浮現了出來。可以從三種層次來看他們的這種「宿命感」。第一層，說不定他們其實沒得選擇，重來幾次都還是會如命定一般，不斷重複同樣的劇情，正如同不斷被重看的書一樣。第二層，或者說，是否性格已經決定了他們的命運了，托馬斯即使不選擇回捷克，他的「性交成癮」與「誠實」也會帶給他一樣的結局；特麗莎不論是否選擇待在托馬斯身邊，她的愛情都不會圓滿；弗蘭茨無論是否參與這次進軍，他都註定會為了共產主義殉道；薩賓娜無論遇見誰，最終都會選擇背叛。第三層，在冷戰的政治背景之下，在鐵幕的內外，真的存在真正能讓人得到自由的選擇嗎？當托馬斯被秘密警察抓到把柄，無論他一開始有沒有順從地簽署徹稿聲明，最終都一定會被鬥倒；而即使在鐵幕之外的薩賓娜，也無法在任何一個「自由國家」找到自己真正的歸屬。在米蘭‧昆德拉的筆下，人類的生命就是一場又一場黯淡而無意義的悲劇。

因此，在「作者已死」的讀者視角之下，我們當然可以把《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看做一部描寫共產黨統治底下鐵幕中令人窒息生活的政治作品。像是《一九八四》一樣，描繪了秘密警察的無所不在、讓人無法停止恐懼的監控、透過無法測度的政令標準來操控群眾、對異議人士的抹黑、死板的政治美學、在國內外設法找各種敵人進行鬥爭……。如果昆德拉的初衷只是要為共產黨統治底下的人們做一個「人類學式的寫真」，那這樣即使他沒有要藉此來控訴什麼，共產社會本身的面貌就已經足夠醜惡到令人驚駭。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特別的點就在於，鐵幕之內雖是如此不堪，但裡面的角色曾經進出過鐵幕，也曾經有機會選擇待在鐵幕之外。不過托馬斯和特麗莎最終覺得待在瑞士太痛苦了，因而回到鐵幕之內；而繼續待在鐵幕之外的薩賓娜無論去到哪個國家，也無法緩解這種痛苦；甚至弗蘭茨還自願前往「紅色高棉」，藉由踏足地獄來緩解他現實帶給他的痛苦。如果我們用民族主義的角度去看，可能會說，那是因為他們的祖國捷克正在被共產極權統治，所以即使自身身在外面的自由社會也不會開心，這是一種解讀的視角。但我認為，昆德拉更要寫的是當代政治與生活所帶來的「虛無」，因此答案更可能是，無論裡面的角色怎麼選擇，最終都無法緩解痛苦──待在鐵幕之內很痛苦，但來到鐵幕之外也很痛苦，回到鐵幕之內也很痛苦；當醫師受人景仰卻要虛偽低頭很痛苦，當洗窗戶工人被當作種馬也很痛苦；得到愛情卻充滿嫉妒很痛苦，得到性愛而缺乏愛情也很痛苦。最終，無論是政治、愛情、婚姻、事業，最終都無法緩解人類的痛苦，彷彿在用另外一種方式宣告著人類失樂園式的詛咒。它瓦解了人們對抗極權時的激情與二元對立，極權很讓人痛苦，但生命本身也讓人痛苦。生命中無論是輕還是重的事物，最終都會讓人難以承受。

文學評論家弗朗索瓦‧希加（Francis Ricard）評論米蘭‧昆德拉的筆法是「 一種哲學式的撒旦主義（satanisme）的形式，它指向的尤其是毀滅、嘲諷，是『來自下方』的目光──這目光投射在一切價值之上，尤其是詩與政治。 」⁴他擅長以嘲弄的筆法去書寫人們所珍視的價值。例如，在他寫的短篇小說〈愛德華與上帝〉中，愛德華是一名捷克教師，為了追求一名虔誠的女孩而常常陪她上教堂，最終讓她相信自己具有殉道者的情操而愛上他；但他的行為受到了遵從黨指示的女校長的警告，因此他又想辦法表現出熱愛共產主義的樣子，並且也成功跟女校長上床，保住了他的工作。當他哥哥指責他虛偽時，他說：「 想像你遇見一個瘋子，他說自己是魚，我們也全都是魚。你要跟他爭論嗎？你要在他面前脫下衣服，讓他看看你並沒有魚鰭嗎？你是否要當著他的面說出你的想法？（…）如果我不想認真看待瘋子，並且讓自己也變成瘋子，我必須說謊。 」因此， 真誠是指認真地對待嚴肅的事情，並且不認真地對待不嚴肅的事情，這才不是虛偽。⁵因此為何遇到政治、愛情、婚姻、信仰這些人們認為嚴肅的事情時，昆德拉筆下的人都這麼不嚴肅呢？可能在他看來，這些都只是在這個虛偽的世界中，人們自以為重要的事情而已。

世界的「媚俗」與隱藏起來的幸福

那這個世界的虛偽到底是怎麼表現的呢？在「偉大的進軍」的這一章當中，作者寫道，薩賓娜之所以厭惡社會主義美學，因為它的「 媚俗 」（kitsch），在作品當中，不允許有任何醜惡事物存在──「 因此，對於存在的全盤認同的美學理想是一個否認大便的世界，是一個人人假裝大便並不存在的世界。這種美學的理想叫做媚俗。」⁶在德文中，「媚俗」原本是一個美學專有名詞，指的是作品缺乏品味，卻只是一直複製與模仿受歡迎的作品，就像是現在廉價的山寨品一昧地複製名牌的樣式，或者是急躁的小網紅直接去照搬別人作品的創意。 將「美」的元素過度堆疊與強調，反而使之流於俗艷，讓人感到疲乏與膩煩 。但在昆德拉這裡，「媚俗」一詞成為了一種對於存在過度盛讚的虛偽態度。

薩賓娜覺得，共產主義媚俗的典型就是「五一勞動節」的遊行，人們彷彿在慶祝偉大的勝利一般走上街頭遊行，在學生期間，學生幹部還會去宿舍檢查是否每個人都有參加遊行，而薩賓娜就會自己躲在廁所中，直到檢查人離開，她才會自己回到宿舍中，聽著外面一陣又一陣的口號與歡呼聲。

遊行隊伍接近看台的時候，就算是最憂愁的臉孔也會綻放笑容，彷彿想要證明他們歡欣至極，或者，說得更精確些，他們認同至極。而這不只是對共產主義單純的政治認同，而是對存在本身的一種認同。五一勞動節的慶典大口豪飲的是對於存在的全盤認同這個深水源頭。遊行隊伍秘而不宣的口號不是「共產主義萬歲！」而是「生命萬歲！」共產政治的強大與狡詐，就在於它壟斷了這個口號。正是這愚蠢的同義反覆（「生命萬歲！」）在共產黨的遊行隊伍裡推動著那些對共產主義毫無興趣的人。⁷

如果我們有過那種「被迫參與的生命慶典」的經驗，就能夠理解薩賓娜的感受了。每週在學校都要參加朝會升旗、逢年過節時即使親戚吵架也要裝作和和氣氣、在敬拜時被迫高舉雙手喊哈利路亞、公司團建時大家都要一直彼此稱讚……。如果有人整天都像海綿寶寶一樣開開心心地，高喊「生命萬歲！」「友情萬歲！」「青春萬歲！」那我們甚至會覺得詭異，這種對於存在的全盤肯定，這種過度單一化的正面情緒，反而讓人看起來像是個偽人。但在 群體中、在鏡頭前、在他人面前，我們卻會不由自主地認同這種正面的情緒，甚至必須要適度地偽裝，假裝一切都是全盤美好的，都是完美無瑕的，如此才有資格參與團體，成為其中的一份子。這便是這個世界的媚俗。 而不只在共產國家是如此，在「民主國家」當中，政客也會設法在面對媒體時，擠出最好看的笑容，人們也會為了選舉而高呼口號，也會因為電影的資本宣傳而感動落淚。「 媚俗是一座屏風，遮掩著死亡。 」⁸媚俗讓我們看不到大便、看不到屠殺、看不到車諾比核災、看不到古拉格、看不到文革與六四，只看到生命的美好。

那，究竟該如何逃離媚俗？又或者，在昆德拉虛無主義的筆下，有沒有可能尋得幸福？

很有趣的是，卡列寧成為了兩對男女主角的對照。狗兒的時間觀不按照人類是線性的時間觀，而是循環的時間觀，牠不擔心過去也不憂愁未來，牠就只是按照著一天的循環來散步、吃飯、陪主人玩，牠是在尼采永劫回歸的詛咒之下，唯一的豁免者。狗兒沒有吃分別善惡樹的果實，沒有被逐出伊甸園，不用承受選擇的詛咒──

狗從來沒有被上帝逐出伊甸園。卡列寧完全不知道靈魂與肉體的二元性，也不明白噁心是怎麼回事。這就是為什麼特麗莎跟卡列寧在一起的時候會覺得那麼好，那麼寧靜。（…） 如果卡列寧是人而不是狗，那牠一定早就會對特麗莎說：「喂，每天都讓我在嘴裡咬著個牛角麵包，我已經玩膩了，可不可以來一點新鮮的？」這句話蘊含著人類所遭受的一切天譴。人類的時間不會走圓圈，而是直線前進。這正是人類得不到幸福的緣故，因為幸福就是渴望重複。⁹

如果幸福就是渴望重複，而人類總是希望能得到更多，希望有某個理想與盼望可以努力，那正是悲劇的起源。 這也正是昆德拉的矛盾之處──他一方面揭示人類追尋理想的荒謬，另一方面卻又在卡列寧身上，讓我們瞥見幸福可能的微光。

評論家弗朗索瓦‧希加在〈大寫的田園詩與小寫的田園詩〉一文中指出，米蘭‧昆德拉對於《生命不可描述之輕》的敘事安排極為巧妙。原本在第六章「偉大的進軍」中他已經寫出了「媚俗」的定義，並且在本章結尾，每一位的主角的死亡、遺囑、墓誌銘都已經寫完，看似已經迎向一個虛無主義的結局。但後面偏偏又加上了第七章「卡列寧的微笑」，將狗兒之死寫成伊甸園般的田園詩，顯得與前面的諷刺文筆極不協調。不過這也顯示昆德拉並非如卡夫卡或卡謬那樣徹底的虛無主義者， 在他的諸多作品中，仍舊藏著「失樂園」之後「復樂園」的暗線。而這其中的關鍵就是「大寫的田園詩」與「小寫的田園詩」的差別。¹⁰

大寫的田園詩是一種群體理想的圖景，無論是托馬斯眼中醫師的使命、特麗莎眼中的愛情、弗蘭茨心目中偉大的進軍、或是共產黨所宣稱的階級史觀、西方社會的民主化敘事、捷克異議人士的民族反抗敘事，都是一種大寫的田園詩。這樣的圖景支撐人們活下去的勇氣，但也讓人遠離了幸福，因為任何一種大敘事都需要一種情緒的化約，進而無可避免地成為了媚俗。 而在昆德拉的小說中，真正的幸福是小寫的田園詩，它是被藏起來的，如同沉默在深海底的亞特蘭迪斯，是需要透過忘掉過去與未來，在當下就感受到了存在的微光。 因此這種小寫的田園詩甚至是無法與他人共享的，托馬斯與特麗莎無法向他人解釋，為何在狗兒死去的悲傷之際，他們還會感受到幸福，也無法向城裡人解釋，為何像狗兒一樣在鄉下日復一日地活著，是一種平靜的幸福。正因為他們的幸福不再純粹了，夾雜著悲傷、遺憾、痛苦與憤怒，因此 不再是對存在的全盤肯定，也不再是媚俗。

用後現代的語言來說，這既是否定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也是主體性的回歸。卡謬在《薛西弗斯神話》中主張：「 我們必須想像薛西弗斯是幸福的。 」雖然薛西弗斯永遠無法完成宙斯的命令，但若不再將「完成宙斯命令」這種外在的大敘事視為終極目標，而是由自身觀點決定是否快樂，便是一種主體性的回歸。只有自己能決定幸福，因此這種幸福必然是私人化的。這也像在永劫回歸的詛咒中， 回到如同狗兒 的圓圈時間──也就是伊甸園的時間觀。

信仰當中的媚俗

如果話題轉向信仰生活， 宗教中最不缺乏的便是媚俗。 無論是在敬拜時刻意烘托得勝的喜悅或靜謐的神聖氛圍，或將某位領袖牧者英雄化、聖者化，甚至在個人讀經禱告時，也不容許任何「俗念」出現，不容許將上帝與大便並置。因為上帝被視為萬善之源，敬拜上帝遂成為對存在的全盤肯定，不容一絲不協調的情緒。信仰，於是成了極致的媚俗。

我在讀神學院的時候，聽到過一個故事。日裔美籍作家柳原漢雅的小說《渺小一生》（A Little Life）在寫的是一個遭受性虐待的孤兒的故事。小說封面所使用的照片，是攝影師Peter Hujar在1969年拍攝的照片〈Orgasmic Man〉。照片當中的男模特兒雙目緊閉，面容扭曲，似乎正在忍受極大的痛苦，但其實這個表情是他正在射精。當知道了這個背後的故事之後，彷彿又覺得他扭曲的表情好像是在享受。¹¹實際上，如果去探究性愛時的腦神經電訊號，就會發現，高潮時所釋放的訊號與劇痛時所釋放的訊號是非常類似的，甚至肌肉和表情也都會做出類似的反應；有科學家認為，這種訊號的相似程度甚至可能讓這兩種經驗彼此連結，這或許就是有些人偏好BDSM（性虐戀）的部分生理原因。

當我知道這件事情之後，每當我看著教堂上的耶穌苦像，不禁開始聯想耶穌如此痛苦的表情代表著什麼？當耶穌道成肉身有了人的面容之後，誰會與他相似，是受刑人，還是嫖客？所以上帝與大便，十字架與射精，真的是毫不相干的嗎？

因此當我從神學院退學以後，我也就沒有再固定 參與聚會 了。老實說，我並不排斥去教會，聖誕節、復活節等節日我覺得還是要在教會過比較有意義，但固定地待在一間教會，每週每週地舉起雙手敬拜，聽著講道當中上帝的崇高，感受到大家都在此進行生命的禮讚，我發覺我做不到。這個信仰實在太媚俗了，無論是敬拜讚美還是泰澤祈禱都是如此，我寧可出去流浪，成為一位沒有教會的人。

面對共產主義的媚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一書的角色大多選擇保持「誠實」， 在昆德拉筆下，誠實不是什麼特別值得讚揚的美德，只是一種存在的方式。 托馬斯拒絕簽撤稿聲明，特麗莎拒絕交出坦克照片，薩賓娜拒絕參與五一勞動節遊行，在文中並沒有把他們寫得多麼內心煎熬，使命迫切，並沒有什麼對抗性的反共大敘事來支撐他們的立場。他們只是按照著內心的誠實，感受到了「非如此不可」，他們就如此做了，這只是他們向來的存在方式而已。

同樣地，面對信仰的媚俗，面對世界的媚俗，面對生活的媚俗，我們也不必擺出一副清教徒或殉道者的模樣，彷彿自己因此受到什麼委屈或迫害。就只是內在的誠實，有時讓我們無法容忍眼前的媚俗而已。至於要怎麼走向一種「 不再媚俗 」的生活，或許便是 不再對 存在全盤肯定，容許「雜質」的存在。我們生活在一個自由民主、但有雜質的國家，我們的信仰有雜質，我們的愛情有雜質，我們的生活有雜質，那就容許雜質的存在吧！ 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太7:3）

有時我會想，或許自己在分享時可能也過於做作；舉辦營隊與聚會所傳遞的訊息可能有時也太過政治正確；這本雜誌有時或許也講了太多好聽的空話。媚俗是逃不掉的，但希望我們的覺知不要隨著社會化而變得魯鈍。因此就讓我們的信仰保持不那麼虔誠、不那麼純淨、不那麼令人渴慕吧！保持誠實的信仰必定就是有汙點的信仰。 智慧人的言語好像刺棍；會中之師的言語又像釘穩的釘子，都是一個牧者所賜的。（…）因為人所做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問。（傳12:11,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