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大家好，我是臉書上的歷史粉專「羅東東羅馬人」的經營者。當初創立粉專時，筆名純粹是為了讀起來順口，所以就用「羅東」加上「東羅馬」，雖然我並不住在羅東。我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拜占庭歷史愛好者，致力於將東羅馬帝國的千年歷史帶入中文讀者的視野。我相信歷史書寫可以在「學術考證」與「趣味敘事」之間找到平衡點。無論是講述皇帝的愛恨情仇，還是探討異端的神學思辨，我都試圖拂去史料上的灰塵，還原那個時代的鮮活面貌。期待透過文字，帶領讀者穿過博斯普魯斯海峽的迷霧，重新認識這個在十字架與新月之間掙扎、輝煌且堅韌的文明。歡迎讀者們關注我的粉專！

前言：中世紀人所說的「異端」是什麼？

在中世紀的基督教與伊斯蘭世界，只要某個信仰群體與官方宗教權威發生衝突，往往就會被貼上「異端」的標籤。在拜占庭歷史中，被冠以「異端」之名的群體屢見不鮮，從局部的神學爭論到足以動搖帝國宗教與政治秩序的大型運動皆有。隨著宗教自由成為現代普世價值，我們已難以想像過去那個因信仰差異而屢次爆發流血衝突的年代。然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不宜只以當代世俗化、自由主義的眼光去評判中世紀的歐洲與中東。對當時的社會而言，國家與教會對「異端」的鎮壓往往不只是宗教問題，也牽涉到政治穩定、統治權威、族群關係與社會秩序等多重因素。

「異端」（heresy）一詞源自希臘文 αἵρεσις（hairesis），原意為「選擇」或「偏好」，在希臘化世界中常用來指某個學派或教派，語氣中性，並不帶有負面意味。但當早期基督教開始使用這個詞後，它的語義逐漸改變。從保羅書信起，該詞彙已被用來指稱威脅教會合一的分裂團體。到了如《彼得後書》等文獻，這個詞更被明確描述為導致信仰墮落的異端，語氣顯然帶有警告與譴責。¹ 因此，hairesis 從原先的中性「選擇」，逐步演變成與「正統」（orthodoxy）相對的概念，成為指稱那些偏離並被教會拒斥的教義或運動的術語。在後來漫長的教會與政治史中，「異端」遂成為一個同時具有神學、政治與社會意涵的重要概念，其歷史角色也遠比單純的信仰分歧更為複雜。

正是在這種政治、社會與信仰交織的複雜脈絡下，拜占庭歷史上出現了一個極具代表性的「異端」── 保羅派（Paulicians） 。

被製造的敵人：異端標籤學

在拜占庭帝國的官方檔案與反異端著作（Heresiology）中，保羅派經常被描述為黑暗、危險的 摩尼教徒（Manichaeans 。然而，這種分類方式並非因為兩者教義真的完全相同，而是一種出於政治統治需求的「異端標籤學」。

保羅派信徒自視為「好基督徒」，主張回歸使徒保羅時代的純正教義，拒絕繁複的聖職階級，並反對聖像崇拜。若從神學角度分析，他們更接近早期基督教內部的激進派，而非主張善惡二元論的摩尼教。

然而，為何帝國執意將他們稱為摩尼教徒？這背後隱藏著致命的法律邏輯。在拜占庭法律體系（如查士丁尼法典）下，「摩尼教」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它是極少數可以直接「 用劍處決 」的異端之一。因此，儘管保羅派的神學與摩尼教大相逕庭，帝國政府仍將其強制歸類。日本拜占庭學者草生久嗣教授在專題演講中曾指出，這種法律分類使得帝國得以將保羅派重新包裝，從而在法理上賦予軍事鎮壓的正當性。 當這個群體被貼上「摩尼教徒」的標籤後，國家機器的暴力便取得了合法外衣。 這不僅是對神學解釋權的剝奪，更是對生存權的直接否定。

長期以來，關於保羅派的歷史，我們只能透過審判者與正統史家的紀錄來窺探。直到 19 世紀，一份名為《真理之鑰》（The Key of Truth）的保羅派原始文獻在亞美尼亞被發現，我們才終於聽見了他們自己的聲音。² 它揭示了保羅派採取「收養論」（過去常譯為嗣子論，Adoptionism）神學立場，認為耶穌在受洗前僅是凡人，是因著抉擇與受洗才被上帝揀選為神子。這意味著，對保羅派而言，神聖性並非遙不可及的，而是可以透過個人的決志來達成。³

更重要的是，保羅派極力反對嬰兒洗禮，主張洗禮必須建立在心智成熟後的自由意志與理性之上。他們拒絕正統教會的中介，試圖奪回平信徒詮釋信仰的權利，這種強調「個人選擇」的精神，在強調順服權威的年代，無疑是一種激進的人權宣言。

武裝的異端：當權利被剝奪之後

七世紀時，保羅派創始人君士坦丁・西拉（Constantine-Silvanus）遭帝國逮捕。負責執行處決的軍官西緬（Simeon）命令保羅派信徒以石刑處死自己的領袖；然而，信徒皆不忍下手。最終，君士坦丁的義子賈斯特斯（Justus）才投下象徵性的一石，結束了他的生命。根據相關記載，這一幕深深動搖了西緬，促使他質疑自身作為審判者的角色。隨後，他背離帝國，皈依原本受其迫害的信仰，取名「提多」（Titus），並最終也因同樣的罪名而被處以火刑。⁴ 此一事件常被比喻為拜占庭版的「大馬士革之路」，顯示國家暴力亦可能在無意間促成宗教信念的轉向。

在帝國不斷加劇的壓制下，保羅派的策略逐步從早期的和平堅守轉向武裝抵抗。九世紀時，掌握了朝政的狄奧多拉皇后（Theodora II, 815-867）⁵ 發動針對保羅派的大規模鎮壓，據稱造成大量信徒死亡，此舉徹底破壞了雙方任何可能的和解空間。倖存者向帝國邊境外逃，與阿拉伯勢力結盟，並在特弗里克（Tefrike）建立具備軍事與政治自主性的政權。這一群體逐漸由宗教少數派轉變為能夠威脅帝國邊境的武裝力量，甚至數度在戰場上擊退拜占庭軍隊。

此時的衝突不再只是教義之爭，而是圍繞政治自主、集體生存與宗教身份的多層次對抗。最終，拜占庭帝國馬其頓王朝的開創者，皇帝巴西爾一世（Basil I, r. 867-886）親自帶兵出征特弗里克，摧毀其軍事基地，保羅派的武裝勢力也隨之瓦解。然而，他們長期的抵抗顯示，在帝國的壓制結構下，宗教少數群體為維護其信仰與生存空間所付出的代價，往往超出今日所能輕易想像。

餘響：無法被殺死的靈魂

雖然巴西爾一世摧毀了保羅派的軍事基地，但正如歷史反覆證明的，思想無法被劍鋒斬斷。特弗里克陷落後，保羅派的命運走向了兩個方向：一部分被拜占庭政府強制遷移至帝國西部的色雷斯（Thrace），作為抵禦北方蠻族的緩衝帶；另一部分則流亡至穆斯林統治下的敘利亞與黎凡特地區。

正是這種流散，意外促成了異端思想的跨地域傳播。九至十世紀，在保加利亞地區興起的「波格米勒派」（Bogomilism），與保羅派在拒絕聖像、反對教階制度等核心教義上驚人相似。學界認為，保羅派移民為波格米勒派提供了關鍵的思想資源與組織基礎。⁶

更令人玩味的是這股潛流的長遠影響。學者大膽推測，保羅派的教義可能隨著十字軍東征的接觸或貿易路線，一路向西滲透，影響了義大利與法國南部的「卡特里派」（Cathars），甚至與後來的宗教改革遙相呼應。⁷ 從反對嬰兒洗禮到強調個人與上帝的直接關係，這些在當時被視為大逆不道的思想，像是一條地下水脈，穿越了中世紀的黑暗，最終在近代早期的「反三位一體派」或「重洗派」運動中再次湧出地表。⁸

在探討保羅派的歷史定位時，現代史學界也曾經歷過如同拜占庭時期的「標籤化」過程。特別是在二十世紀，蘇聯史學界傾向以馬克思主義史觀，將保羅派詮釋為一場披著宗教外衣的「階級鬥爭」，視其為農民反抗封建領主的起義。另一方面，部分亞美尼亞學者則試圖將其解讀為反抗拜占庭與阿拉伯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然而，這兩種世俗化的解讀都難以解釋保羅派的複雜本質。首先，保羅派成員跨越了階級，從底層農民到帝國將領皆有，並非單純的無產者革命；其次，其信徒包含了亞美尼亞人、希臘人與其他邊境族群，且長期與亞美尼亞貴族敵對，難以被歸類為單一民族運動。

若我們剝除這些現代政治投射，回到《真理之鑰》所呈現的文本，會發現保羅派本質上更接近一場「宗教改革」。如同十六世紀的清教徒，他們試圖繞過腐敗的教會體制，回歸《聖經》文本，追求信仰的純潔性。他們的反抗，始於對「信仰解釋權」的爭奪，而非單純的土地或權力。保羅派的歷史錯綜複雜，充滿未解的謎團，但他們留下的那股思想氣息，的確早已滲透在後世的風中。回望這些故事，無論是否認同他們的教義，我們仍不得不對保羅派的精神肅然起敬。正如那句名言所說：

“ You can kill my body, but you cannot kill my soul. ” 🌏